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产科服务压力巨大，且英国婴儿死亡率在欧洲名列最差之列。据最新统计，多达97.9%的分娩在医院进行，尽管医院分娩并不总是更安全。实际上，绝大多数女性选择在医院分娩的原因更多与历史有关，而非与健康结果有关。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国家高度关注确保儿童能够成年存活，因为全国的出生率自1918年起持续下降。资金被大量投入产妇和儿童服务，以确保儿童获得最佳的起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政府开始做准备，将临近分娩的孕妇疏散至乡村的紧急产科医院，以便她们在那里待产。
在此之前，大多数女性在家中分娩，通常由助产士协助。但在战争期间，这一情况变得困难得多，因为助产服务已被转移至英国主要城市以外的紧急医院。如今，研究表明，居家分娩通常比医院分娩更为安全。然而，尽管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努力鼓励女性将居家分娩作为一种选择，但要改变全国前往医院分娩的习惯却十分困难。
战时疏散
1939年9月2日，超过12,000名孕妇离开家园，前往农村地区安顿，等待孩子的降生。这些女性预计将在卫生部仓促设立的产科“医院”中分娩，之后在乡村的临时住处待到战争结束。
此次疏散往往混乱不堪，有报道称载满女性的巴士被送错地方，一些人不得不抱着婴儿搭车回家。到1940年夏天，夜间空袭日益频繁，这一“紧急产科服务”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助产士短缺，医护人员常常身处错误的地点，且时机不对。
等待入院或出院的女性越来越难找到临时住处。与儿童和无家属的军人相比，孕妇被视为较为棘手的疏散人员，而向住户提供的接纳这些人员的补偿标准远低于其他群体。
尽管如此，1940年紧急产科住所中仍有超过10,500例分娩，次年这一数字几乎增至三倍。尽管1941年英国遭受的轰炸有所减少，准妈妈们仍大批离开伦敦前往分娩。
伦敦各区根本无法满足居家或医院分娩的需求。轰炸摧毁了多家医院，而仍在运转的医院中，部分楼层因担心进一步受损而关闭。助产人员已被调往乡村产科住所，因此女性实际上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前往设施所在之处。
自1942年年中起，每月约有1,000至1,500名女性离开疏散地区，紧急产科住所人满为患，转诊不得不暂停。女性离开城市分娩的原因已不再是炸弹，而是床位。因此，1942年政府变更了该计划的称谓，由“疏散计划”改为“城市母亲乡村产科住所专项计划”。
医院分娩的习惯
战争期间，国家实际上建立起了一套全国性的产科体系，为医院增设了约5,000张床位，而战争爆发之初，这些医院所提供的产科服务本就捉襟见肘、参差不齐。在1918年《产妇与儿童福利法》出台之前，国家介入分娩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着战前国家投入与参与的日益增加，政府已跨越最后的门槛，承担起安全分娩的责任，此处的“安全”即指“在医院内”。
在建立这一全国性体系后，女性更容易获得机构化的产科护理，此后便很难再逆转。1947年，卫生部试图终止疏散计划，但遭到伦敦各区的强烈反对，因为它们根本无力为需要床位的孕妇提供足够的医院床位。
这一变化的影响贯穿整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英国居家分娩占分娩总数的90%以上，但到1955年，其比例仅占33.4%。至20世纪80年代，居家分娩几乎被淘汰，仅有0.9%的分娩在家中进行。
这一趋势在整个20世纪的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有所体现，但原因各不相同。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居家分娩已大幅下降，至1930年，约70%的分娩已在医院进行。美国的体系还逐渐脱离助产实践，完全依赖产科医生。2017年，美国仅有0.9%的分娩在家中进行，其中四分之一属于计划外分娩。
尽管更复杂的病例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医院分娩，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基本仍保留了由助产士主导的居家分娩模式。战时的安排加速了这一原本缓慢发生的转变。
如今，英国国家卓越健康与护理研究所（NICE）指南积极倡导居家分娩，将其作为生育第二胎或以后子女的女性的安全选择，并且到2017年，居家分娩比例已升至2.1%。但前往医院分娩仍然是普遍常态。女性或许不再需要跋涉前往乡村，但这种倾向依然如故。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承受极大压力的当下，女性仍然涌向有医护人员和床位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