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过80%的GDP由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创造。这些老年人如何直接和间接地塑造其经济，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今后将成为理解全球及国内政治经济趋势的重要因素。
东北亚已经走在这一曲线的前端。日本是全球高收入国家中人口最为老龄化的国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老年公民，且其人口老龄化速度日益加快。
对比这两个国家（两国都呈现人口外流趋势）有助于厘清相关的经济挑战。这反过来可能帮助其他国家在这一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时期，避开潜在的陷阱，而这些国家正是创造全球大部分GDP的国家。
富裕而老龄化的日本
今年6月，日本主办了首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并将人口问题列为优先议题。日本以超老龄化人口而闻名，其0至14岁儿童人口占比之低，仅次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极低的0至14岁儿童人口占比。 一个不仅是人口老龄化、更是人口减少的时代即将到来，随之而来的严峻政策挑战令人担忧。
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近日撰文指出，日本官员长期误判了该国持续通缩的主要成因，认为其主要源于经济因素而非人口因素。由于在识别这一成因上的延误加剧了随之而来的政策挑战，他敦促其他国家从日本的失误中吸取教训。
与此同时，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近期发表的研究表明，全球人口老龄化已自1990年以来使中性利率下降约2.6%，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对于高收入经济体，以及同样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即上图中以红色和黄色标示的国家）而言，白川方明的呼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同样，由于日本绝非唯一一个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其他国家不妨将日本的案例视为人口老龄化的“灯塔”，并据此更早地进行政策调整。
可探索的方向包括：支持老年人生产力的干预措施，以及调整税制，以应对劳动力萎缩以及因老年人护理成本而加剧的劳动年龄人口压力。人口减少这一更为极端的情形，为政策制定再次带来了全新的复杂性，日本政策制定者目前正深有体会。
贫穷而老龄化的中国
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已于2015年结束，实施时间超过30年。此后，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其生育率却迅速趋近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东北亚高收入经济体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除预期寿命迅速提高、人口规模全球最大以及退休年龄相对较早（女性55岁，男性60岁）之外，中国还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退休人员；2017年，年满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口达2.41亿。
中国的相关政策讨论与其人口结构一样独特。为此，与日本不同，对国家发展前景感到担忧的中国政策制定者，三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据此进行调整。
具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开始探讨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评估这一政策对中国发展前景所带来的利弊后果。1979年末，随着中国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经济开放与改革”议程，经济现代化成为政治优先事项。
在人口学家吴苍平（Cangping Wu）领导的研究工作推动下，该研究指出，中国在变老之前，不可能实现“富裕”。中国政策制定者担心，率先“变老”本身就会打乱国家现代化进程，因此此后一直努力确保“过早老龄化”不会阻碍国家实现经济成熟的前景。
例如，养老金承诺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以确保其不会成为国家财政或下一代纳税人的负担。此外，各方尽一切努力确保下一代劳动者接受比其父辈更好的教育。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当中国人口开始快速老龄化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将随之下降。这意味着，未来的劳动者需要具备更高的生产率，并在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况下，准备进入更为复杂的经济部门，以维持生产率水平，更不用说为了国家发展而提高生产率。如今，中国的教育程度统计数据确实表明，年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远高于老年群体，而这一差距在日本及其他快速老龄化的高收入国家中则不那么明显。
同样，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明确意识到比较优势会随时间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供应充足，政策制定者为外国投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激励措施。随着这些优势逐渐减弱，激励措施也相应转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以及研发领域。
换言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仅拥有经济战略，还拥有经济人口战略。也就是说，中国很早就认识到经济与人口变化是协整的，这一点是所有国家（无论富裕或贫穷、年轻或年老）都可以借鉴的。
经济人口矩阵
首先，所有国家都可以归入以下四种经济人口类别之一：贫穷年轻型、贫穷老龄型、富裕年轻型和富裕老龄型（见下文）。这些类别有助于理解基础情景，国家可以据此制定经济人口转型战略。
两个极端的经济人口案例——尼日尔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较为典型。尼日尔是全球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7年，这个内陆国家尼日尔有50%的人口年龄在14岁以下，人均GDP为不足400美元。 另一方面，2017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14岁以下人口仅占11.9%，为全球最低水平，人均GDP为接近46,000美元。这些极端情况需要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前正处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口转折期。去年，全球首次出现65岁及以上人口多于5岁以下儿童的情况。随着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更加碎片化的阶段，以及全球人口金字塔和地缘政治规范都在发生颠覆性变化，现在或许正是各国（无论富裕或贫穷、年轻或年老）真正理解自身经济人口状况的良机。
理想情况下，在2020年代，随着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老年人口负担持续呈近乎指数级增长，社会和经济体系需要找到相应资源，实现结构性调整，以适应人口金字塔的这一剧烈逆转。这些改革可能涉及新的税收和福利结构，以考虑人口金字塔变化及其其他影响。以日本为例，当今的老年群体大多享有非常稳定且高薪的就业，这与日本的下一代群体以及中国规模更大的老年群体截然不同。
日本已深刻认识到其对人口变化应对滞后所犯下的错误，因此正逐渐成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全球倡导者。例如，今年早些时候，日本投资支持越南的老龄化相关准备工作。与此同时，9月，日本在其主办的第九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期间举办了一场边会，探讨非洲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尽管目前仅有毛里求斯、塞舌尔和突尼斯三个非洲国家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以65岁以上人口占比计算），但预期寿命的提高仍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十年非洲整体将拥有数量多得多的老年人口。
为此，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为变老做准备或许永远不嫌早。正如中国的经验所示，这对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持续发展而言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同样重要，它们必须避免老年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风险，例如生产率螺旋式下降。
尽管中国可能仍处于老龄化阶段，且尚未（至少目前尚未）实现富裕，但它很快便采取了战略性经济政策方针，直接体现了经济与人口随时间推移所呈现的协整性质。因此，中国是经济人口转型政策制定与国家发展方法的开创者。所有国家在考虑自身经济和人口状况时，最好都能借鉴其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