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了，疫情爆发之初的尘埃正逐渐落定。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变化已开始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2021年将是过渡之年。
两位麦肯锡专家解读需关注的趋势，涵盖全球经济、企业将如何调整以及社会将如何变化。
过去九个月里，企业大多忙于应对非常时期的挑战。虽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尚未取胜，但随着疫苗即将问世，隧道尽头已透出一丝微光，同时也带来一线希望：另一列疫情之车不会朝我们驶来。
2021年将是过渡之年。除非出现不可预料的重大灾难，个人、企业和社会可以开始展望未来、塑造未来，而不只是熬过当下。下一个常态将有所不同。它不会意味着回到2019年的状况。事实上，正如“战前”和“战后”常被用来描述20世纪，后代很可能会谈论新冠疫情前和新冠疫情后的时代。
2021年将是过渡之年。除非出现不可预料的重大灾难，个人、企业和社会可以开始展望未来、塑造未来，而不只是熬过当下。
本文将探讨塑造下一个常态的一些趋势，继而讨论这些趋势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走向、企业如何调整，以及新冠危机可能如何永久改变社会。
新冠危机与复苏如何塑造全球经济
信心回归带动消费反弹
商店外排起长队，但往往是因为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剧院漆黑一片，时装挂在衣柜里而非陈列在橱窗中。如果卢浮宫开放，游客稀少甚至可能让人能毫无遮挡地欣赏《蒙娜丽莎》。通过这些以及其他方式，消费者已经收紧了开支。
随着消费信心回升，消费支出也将随之回升，“报复性购物”将席卷各个行业，被压抑的需求得以释放。此前每一次经济下滑都是如此。不过，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服务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因此，复苏可能会更侧重于那些具有公共属性的业务，例如餐厅和娱乐场所。
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行为会整齐划一。麦肯锡十月下旬发布的最新消费者调查发现，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人口老龄化国家的民众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较年轻国家的民众更为悲观。中国是个例外，其人口虽已老龄化，但乐观情绪十分明显。
但中国的情况说明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作为最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也是最先走出疫情阴霾的国家。中国消费者如释重负，消费支出也相应增长。11月11日的“双十一”购物节上，中国两大网络零售商创下销售纪录。这并非只是节日效应。中国制造业率先恢复，到9月，消费支出也已回升。除国际航空旅行外，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和消费模式已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澳大利亚同样带来希望。该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家庭消费推动2020年第三季度增长率达到3.3%，超出预期，商品和服务消费增长7.9%。
消费信心将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程度恢复，仍是一个未知数。例如，9月底接受调查的美国消费者比之前更为乐观，但依然谨慎，表示计划为更少的人购买节日礼物，并会留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恢复了外出活动，而中国消费者的这一比例为81%，法国为49%，墨西哥仅为18%。新的封锁措施，尤其是新冠疫苗的推广，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这些数字。关键在于，人们重新外出活动的信心恢复得多快，消费支出就会以同样的速度恢复，而且各国民众的态度差异显著。
休闲旅游率先回暖，商务旅行仍然滞后
出于休闲目的旅行的人们渴望重新出行。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一家大型旅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们，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就增长而言，业务“基本恢复正常”。但这是一种不同的“正常”：国内旅游激增，而受疫情相关边境限制以及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影响，国际旅游仍然低迷。从全国来看，8月底中国的酒店入住率和国内航班乘客数量均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的90%以上；在10月的黄金周假期中，超过6亿人次的中国游客出行，约为去年同期的80%。由于对中国健康和安全措施有信心，国内旅游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高端国内旅游实际上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从定义上讲，休闲旅游属于可自由支配的消费，商务旅行则不然。2018年，商务旅行支出达到1.4万亿美元，占酒店和旅游业总支出的20%以上。商务旅行带来的利润也占比过高，例如全球高端酒店收入的70%来自商务旅行。不过，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商务旅行存在一个疑问：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是必要的？答案几乎肯定是，商务旅行的次数将比以前少。例如，支持远程办公的视频通话和协作工具，可能会取代部分现场会议和大会。
更宏观的背景也颇具启示意义。历史表明，经济衰退后，商务旅行的复苏速度比休闲旅游慢。例如，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商务旅行用了五年时间才恢复，而国际休闲旅游只用了两年。
地区及国内商务旅行可能会率先反弹；一些企业和行业将希望在安全条件允许时尽快恢复面对面的销售和客户会议。同伴压力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一旦某家企业恢复面对面会议，其竞争对手可能也不愿落后。不过总体而言，一项针对商务旅行经理的调查显示，他们预计2021年的商务旅行支出仅为2019年的一半。尽管商务旅行将大规模回归，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催生新的需求，但该领域的高管认为，商务旅行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简言之，休闲旅游源于人类探索和享受的天性，这一点并未改变。事实上，人们在变得更加富裕后，首先会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旅行——先从近处出发，再逐步走向更远的地方。没有理由认为全球富裕程度的提高会逆转，或人类的好奇心会减弱。但是，疫情期间对技术的有效运用，以及许多企业在疫情后数年仍将面临的经济约束，可能预示着商务旅行将迎来长期结构性变革的开端。
危机催生创新浪潮，并孕育新一代企业家
柏拉图说得对：需求确实是发明之母。在新冠危机期间，数字化成为增长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其范围涵盖从在线客户服务、远程办公到供应链重构，以及利用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改善运营等各个方面。医疗保健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程医疗和生物制药正逐渐崭露头角。
变革为企业家创造了空间，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其他主要经济体也是如此。我们承认，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毕竟，在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小企业的成立数量有所下降；而在2001年和1990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小企业数量仅略有上升。然而，这一次，新小企业犹如洪水般涌现。仅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就有超过150万份新企业注册申请，几乎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
是的，其中许多企业是只有一人的经营实体，很可能会保持这种状态——例如，由餐厅厨师转型为餐饮承办商，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发了一款很酷的新应用程序。因此，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高潜力企业注册申请”（即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拥有员工薪资体系的企业的申请）的数量也大幅增长，较2019年增长了50%以上。2020年上半年，风险投资活动仅略有下降。
欧盟并未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其复苏策略更注重保障就业（而非像美国那样保障收入）。尽管如此，法国10月新增企业注册数量达84,000家，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比2019年同月多出20%。德国的新企业数量也较2019年有所增加；日本的情况与之类似。英国则介于两者之间。2020年11月发布的一项针对1,500名自雇人士的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表示，一旦条件允许，他们可能会放弃自雇身份。然而与此同时，2020年第三季度英国新注册企业数量较2019年增长了30%，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总体而言，新冠危机给小企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例如，在美国，2020年12月营业中的小企业数量比年初减少了25.3%（最低点出现在4月中旬，当时数量几乎减半）。2020年1月至12月，美国小企业收入下降了30%以上。但我们会尽量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而创业活动的积极趋势可能预示着，一旦复苏真正开始，就业增长和经济活动将会向好。
数字化驱动的生产力提升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技术应用、数字化和新型工作模式的大规模加速将会持续。许多高管表示，在建立供应链冗余、加强数据安全以及在运营中增加先进技术应用等方面，他们的行动速度比原先认为可能的快了20至25倍。
所有这些对长期生产力的影响，要等到又过几个季度的数据完成评估后才能得知。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2020年第三季度生产力增长了4.6%，此前第二季度增长了10.6%，这是自1965年以来最大的半年度提升。生产力只是一个指标，尽管是重要指标；美国第二季度的惊人数字，很大程度上基于自1947年以来产出和工时的最大降幅。这并非值得羡慕的先例。
更积极的一面是，过去，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往往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从新奇事物演变为生产力驱动力。新冠危机使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等领域的这一转变加速了数年，在亚洲则更快。麦肯锡2020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与危机前相比，企业通过数字渠道完成至少80%客户互动的可能性高出三倍。
新冠危机迫使企业重新配置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其转型提供了契机。在企业这样做的范围内，生产力将随之提高。
这一演变过程并非总是顺畅或优雅的：企业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匆忙安装或调整新技术。结果是，一些系统变得笨重。因此，近期的挑战在于，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建立并制度化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做法。对于消费行业，尤其是零售业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完善数字化和全渠道商业模式。对于医疗保健行业，关键在于将虚拟服务确立为常规模式。对于保险行业，关键在于实现客户体验的个性化。对于半导体行业，则在于识别并投资下一代产品。对所有企业而言，并购领域都将涌现新机遇，同时也迫切需要投资于能力建设。
新冠危机迫使企业重新配置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其转型提供了契机。在企业这样做的范围内，生产力将随之提高。
企业如何应对新冠危机带来的变化
疫情引发的购物行为变化将永久改变消费类企业
在麦肯锡调查的13个主要国家中，有9个国家至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表示曾尝试新的购物方式；而在全部13个国家中，65%或更多消费者表示打算继续这样做。这意味着，尚未摸索出如何以新方式触达消费者的品牌最好尽快跟上，否则将被甩在后面。我们预计，在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市场，疫情将加速数字购物的发展，尽管起点较低。欧洲大陆的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增幅较大，但他们继续这样做的热情不及英国和美国的消费者高。
具体而言，向网络零售的转变是真实存在的，其中大部分将会持续下去。在美国，电子商务渗透率原本预计在2019年时到2024年将达到24%；到2020年7月，这一比例已达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3%。换言之，2020年上半年的电子商务增长量，相当于过去十年的增长总和。在拉丁美洲，支付和配送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电子商务使用率从5%翻了一番，达到10%。在欧洲，整体数字化普及率几乎达到普遍水平（95%），而疫情爆发之初为81%。在正常情况下，达到这一水平需要两到三年时间。引人注目的是，增幅最大的国家恰恰是此前对网购相对保守的国家。例如，德国、罗马尼亚和瑞士在新冠危机前的网络渗透率位列最低的三位；此后，其使用率分别提升了28、25和18个百分点，超过了其他任何市场。
不过，如果深入挖掘，就会发现一些需要警惕的问题，例如网购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明显不足。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麦肯锡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只有60%的消费品企业表示，它们至少略有准备抓住电子商务增长的机遇。正如一位高管告诉我们的那样：“说到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我们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需要发展新的技能、能力以及商业和定价模式。但趋势已经明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向线上。要触达他们，企业就必须也走进线上。
供应链重新平衡与转移
可以将其理解为“即时加”。这里的“加”代表“以防万一”，即更为精细的风险管理。新冠疫情暴露了许多企业漫长而复杂的供应链中存在的脆弱性。一个国家甚至一家工厂停产，就会导致关键零部件短缺，进而使生产陷入停滞。企业高管们纷纷发誓绝不让此类情况再次发生。于是，大规模的供应链重新平衡随之开始。到2025年，全球商品出口中多达四分之一，即4.5万亿美元，可能发生转移。
企业开始研究自身供应链的运作方式后，发现了三件事。首先，供应中断并不罕见。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每3.7年就遭遇一次持续约一个月的停工。因此，此类冲击远非意外：它们是开展业务中可预见的特征，需要像其他事务一样加以管理。
其次，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成本差距正在缩小。在制造业中，采用工业4.0原则（即应用数据、分析、人机交互、先进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的企业，可以抵消中美之间一半的劳动力成本差异。若将僵化的成本纳入考量，这一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端到端的优化比各项交易成本的简单相加更为重要。这也是美国国防部等机构正在多元化其必需品供应商网络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医疗保健制造和微电子等领域。
第三，大多数企业并不清楚其供应链底层发生的情况，而在这些环节中，次级供应商和次级的次级供应商可能扮演着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多数供应中断也正是源于此处，但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它们无法确认非一级供应商的业务连续性安排。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发展，企业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审计并连接其整个价值链。
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会将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转移回本国市场。利用区域专业优势并在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中设点服务，依然有充分的理由。但安全性和韧性方面的问题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做出此类决策时，可能会更加审慎地考量商业论证。
工作的未来提前到来
在新冠危机爆发之前，远程办公的理念虽已流行，但推进得并不深入、迅速。然而，疫情改变了这一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各行各业几乎一夜之间转为居家办公。例如，据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疗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费舍尔（Michael Fisher）介绍，该机构在2019年全年共记录2,000次远程医疗问诊，而到2020年7月，每周就达到5,000次。费舍尔认为，未来远程医疗可能占到所有医疗就诊的30%。在日本，2018年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机构不足1,000家；到2020年7月，这一数字已超过16,000家。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估计，全球劳动力中超过20%（其中大多数从事金融、保险和IT等行业的高技能工作）可以将大部分工作时间安排在办公室之外，且同样高效。并非每个能够这样做的人都会这样做；即便如此，这依然是几代人一遇的变革。这不仅是由于新冠危机，也是因为自动化和数字化的进步使之成为可能；这些技术的应用在疫情期间加速发展。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2020年4月指出：“我们在两个月内看到了两年的数字化转型。”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全球劳动力中超过20%可以将大部分工作时间安排在办公室之外，且同样高效。
向非办公室工作转型涉及两项重要挑战。其一是确定办公室本身的角色，它是培育企业文化和归属感的传统场所。企业需要就各方面做出决定，从房地产（我们是否需要这栋楼、这间办公室或这一层？）到办公空间设计（工位之间应保持多大距离？茶水间是否安全？），再到培训和职业发展（是否存在远程指导这种形式？）。恢复到办公室工作不应只是简单地打开大门，而应当是对办公室究竟能为组织带来什么进行系统性重新思考的一部分。
另一项挑战在于，使劳动力适应自动化、数字化及其他技术的要求。这不仅限于银行和电信等行业，而是一项全行业性的挑战，即使是在与远程办公无关的行业也是如此。例如，大型零售商正越来越多地实现结账自动化。如果售货员想保住工作，就需要学习新技能。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到2022年，超过一半的员工将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技能再培训或技能提升。
有证据表明，对现有员工进行技能再培训，而非解雇后再招聘新人，通常成本更低，且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成本。投资于员工还能增强忠诚度、提升客户满意度，并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
员工发展在疫情之前就已是优先事项。麦肯锡在2019年5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高管和经理中，近90%表示其公司面临或预计在未来五年内面临技能缺口。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已做好应对准备。成功的再技能培训始于明确当下和不远的将来需要哪些技能；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机会以满足这些需求；并评估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或许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高层的承诺，以培育终身学习的文化。
生物制药革命全面展开
多款颇具前景的新冠疫苗相继宣布问世，带来了亟需的好消息。要以所需的规模推广这些疫苗仍将面临挑战，但这并不会减损这一成就。
与以往许多通过灭活或减毒病毒来产生免疫力的疫苗不同，Moderna和BioNTech–辉瑞合作开发的疫苗采用的是mRNA技术。这一平台已研发多年，但这些是首批获得监管批准的此类疫苗。“m”代表“messenger”（信使），因为这些分子携带遗传指令，指示细胞生成一种蛋白质，从而引发免疫反应。人体会在数小时内分解mRNA及其脂质载体。（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60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候选疫苗；其中许多并未采用mRNA技术。）
正如企业为应对新冠危机加快了运营节奏，这场疫情也可能成为医学创新步伐大幅加速的起点，生物学与技术以新的方式融合。新冠病毒基因组仅用数周而非数月即完成测序，疫苗也在不到一年内投入使用，这一成就令人瞩目，因为通常研发一款疫苗往往需要十年。紧迫性带来了推动力，但更大的故事在于，包括生物工程、基因测序、计算、数据分析、自动化、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广泛多样的能力正在汇聚融合。
监管机构也以迅速而富有创意的方式作出反应，制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并鼓励审慎的协作。在不放松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的前提下，它们展示了收集和评估数据的速度之快。如果这些经验能够应用于其他疾病，它们有望在为更快速地研发治疗方法奠定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冠疫苗的研发只是MGI所称“生物革命”——生物分子、生物系统、生物机器和生物计算——潜力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MGI在2020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全球疾病负担的45%可以利用当今科学上可以设想的能力加以应对。”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遏制每年导致25万多人死亡的疟疾。细胞疗法可以修复甚至替换受损的细胞和组织。新型疫苗可应用于包括癌症和心脏病在内的非传染性疾病。
生物革命的潜力远不止于健康领域；据MGI估计，全球经济中多达60%的实物投入理论上可以通过生物方式生产。例子包括农业（通过基因改造培育耐热或耐旱作物，或应对维生素A缺乏等状况）、能源（利用基因工程微生物生产生物燃料）以及材料（人造蜘蛛丝和自修复织物）。这些以及通过现有技术可行的其他应用，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创造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影响。
投资组合重组加速推进
新冠危机引发了分化甚至剧烈的反应，一些行业迅速崛起，另一些则遭受重创；其效果是打破了既有的历史常态。待经济进入其新常态后，此类行业差异有望收窄，各行业大体会回到先前的相对位置。较不明显的是各行业内部的动态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以往的经济下行期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或倒闭，或被收购。决定性的差异在于韧性——不仅能够吸收冲击，还能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在十年间，企业可能因各种干扰而损失相当于一年利润42%的收益。行业内部的变化。在以往的经济下行期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或倒闭，或被收购。决定性的差异在于韧性——不仅能够吸收冲击，还能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在十年间，企业可能因各种干扰而损失相当于一年利润42%的收益。
2020年10月，麦肯锡依据衡量企业破产概率的“Z值”对1500家公司进行了评估。分数越高，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越稳健。研究发现，在当前经济衰退期间提升了Z值的前20%的公司（即“新兴韧性企业”），其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增长了5%；其余公司则下降了19%。证据表明，新兴韧性企业正在将其他企业远远甩在身后。
这意味着，在复苏过程中存在一种韧性溢价。领先者不会固步自封，相反，正如以往经济下行期间那样，它们将寻求增强自身实力的途径——例如通过并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预计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组合调整，资产负债表健康的企业将在资产折价、估值走低的环境中寻找机会。事实上，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交易活动在年中已开始回升。
推动投资组合重组的第二个有利因素是私募资本的可获得性。正如麦肯锡近期指出的，通过与企业合并实现上市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在2020年“迎来了自己的时刻”。截至2020年8月，它们在美国111起首次公开募股中占了81起。
更为重要的是私募股权（PE）。全球范围内，私募股权公司手握近1.5万亿美元的“干火药”——即已筹集但尚未配置、随时可供投资的资金。新冠危机在某些方面造成了冲击：与2019年前三个季度相比，全球交易金额下降了12%，交易数量下降了30%。
另一方面，全球募资保持强劲——截至2020年9月达3485亿美元，与前五年持平——而亚洲的交易活动增长了一倍多。私募股权行业素有“逆势而动”的声誉，在困难时期进行交易。而且历史也站在其一边：在全球经济下行期间进行的私募股权投资，回报往往高于经济繁荣时期。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私募股权行业不会长期按兵不动；届时将涌现出大量新的投资机会。
绿色，略带褐色，是复苏的颜色
在全球范围内，污染的代价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的益处正日益得到认可。中国、部分海湾国家和印度正在投资绿色能源，其规模在十年前甚至会被视为不切实际。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团结一致。美国正从煤炭转型，并在电池、碳捕集方法和电动汽车等广泛的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创新。
为应对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但其中很少纳入气候或环境行动。这一次情况不同。许多（但并非所有）国家正在利用其复苏计划推动既有的环境政策优先事项：
欧盟计划将其用于新冠危机的8800亿美元计划中约30%投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措施，包括发行至少240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
2020年9月，中国承诺到2060年将其净碳排放降至零。
日本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韩国的“绿色新政”是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投资于更环保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明确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在竞选期间，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承诺投资2万亿美元用于交通、电力和建筑领域的清洁能源。
加拿大正将经济复苏与气候目标相结合。
尼日利亚计划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为约2500万人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
哥伦比亚正在种植1.8亿棵树。
企业面临的当务之急在两个方面都十分明确。首先，企业需要回应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尽管有些推测性，但新冠危机或许预示了气候危机可能呈现的面貌：系统性、快速演变、影响广泛且具有全球性。因此，企业有理由采取行动限制其气候风险——例如，使其资本投资更具气候韧性，或使其供应链多元化。
更为重要的是，绿色经济所预示的增长机遇可能十分可观。贝莱德是一家管理资产规模约7万亿美元的全球投资公司，在其《2021年全球展望》中指出，“与以往的共识相反”，它预计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将“有助于提升回报”，并且“向可持续投资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加速”。绿色增长机遇广泛存在于能源、出行和农业等庞大行业之中。正如数字经济企业在过去二十年左右推动了股市回报，绿色科技企业在未来几十年也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新冠危机可能如何改变社会
医疗体系的反思与变革
医疗体系改革并非易事。在涉及生命时需要谨慎，但其结果之一是现代化进程往往比实际需要的更为缓慢。借鉴新冠疫情的经验，可以为建设更强大的后疫情时代医疗体系指明方向。
以韩国为例。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爆发，导致38名韩国人死亡，政府因未能妥善应对而受到公众的广泛批评。因此，韩国采取行动提升了其疫情防范能力，并在2020年1月新冠疫情来袭时做好了准备。大规模检测以及追踪和隔离措施几乎立即展开，并且奏效。尽管该国在12月新增病例数开始显著上升，但2020年全年因新冠死亡的韩国人不到1000人。
毫无疑问，世界各国政府都将设立工作组、调查机构和委员会，审查其在新冠危机中的各项举措。关键在于超越单纯追究责任（或归功）的冲动。相反，相关努力需要着眼未来，重点是将新冠疫情的惨痛教训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更好地为下一次疫情做好准备必须成为高度优先事项。对预防和公共卫生能力的投入常常被低估；新冠疫情的经历表明，这种思维在生命和生计两方面都可能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医疗体系的现代化，包括更广泛地运用远程医疗和虚拟医疗，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两个领域。
企业也将发挥作用。雇主应借此机会从疫情中学习如何重新设计工作场所、营造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并切实有效地投资于员工健康。
各国政府应对不断上升的债务，后遗症随之而来
新冠危机的财政应对规模前所未有——是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三倍。仅二十国集团（G20）的财政一揽子计划估计就超过10万亿美元。很少有人质疑采取强有力行动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理由。但即便在低利率时代，清算的代价也可能是痛苦的。
2020年2月，拜登选定的财政部长人选珍妮特·耶伦表示，“在当前的税收和支出计划下，美国的债务路径完全不可持续。”此后，美国联邦政府拨出了数万亿美元用于新冠危机的救助。这使美国进入了新的财政境地：预计2021财年美国公共债务将超过其国内经济规模，这是自二战后不久以来的首次。
加拿大预计赤字将达3430亿加元，比2019年的赤字增加超过1000%，使国家债务首次突破1万亿加元。在中国，5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将使该国财政赤字升至创纪录的占GDP的3.6%。在英国，债务增至超过2万亿英镑，创下历史新高，并超过GDP的100%。在欧元区，10月份的合并预算赤字占GDP的11.6%，而2020年第一季度为2.5%；债务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GDP的95%。与日本相比，这些数字似乎微不足道，日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债务与GDP比率，超过200%。而且，尽管73个贫困国家的债务偿还已被冻结，但相关债务义务依然存在。
随着疫情消退，各国政府将不得不设法应对其财政困境。尽管利率总体较低，但这可能意味着提高税收或削减开支，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样做可能有损经济复苏，并引发政治反弹。但高水平的公共债务本身也有其代价：它会挤压私人债务空间，并限制政府在偿还债务时可用的资源。
随着疫情消退，各国政府将不得不设法应对其财政困境。尽管利率总体较低，但这可能意味着提高税收或削减开支——或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改善政府运作、资产货币化和减少财政漏损等临时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长期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增长和生产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如何将其国债占GDP的比例从1946年的118%降至1981年的最低点31%的方式。促进增长需要有支持性的监管、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以及技术的持续扩散。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个人、企业和政府愿意拥抱变革。
偿还债务并不令人兴奋。但为了经济稳定，也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而不是将其一再推迟。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走向成熟
企业应当致力于服务消费者、供应商、员工和社会的利益，以及股东的利益，这一观点并不新鲜。美国巧克力制造商米尔顿·S·赫尔希一个多世纪前就这样表述：“商业是一种服务人类的事业。”1759年，资本主义的哲学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个人“也明白，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紧密相连，其幸福乃至生存的维系，都取决于社会的存续”。此外，自由市场本身也是一股积极的社会力量，它推动了经济增长，为全球健康、长寿和普遍繁荣带来了巨大进步。
即便如此，正如多项调查和选举所显示的，人们对照常经营的企业普遍缺乏信任。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正是在此登场——它是企业与其所属社区之间的桥梁。新冠危机凸显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印度国家银行董事长Rajnish Kumar表示：“这将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无论我们从这一过程中学到什么，都绝不能浪费。”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这一理念日益突出，不仅仅停留在空谈层面（尽管不可否认，空谈仍然相当多）。例如，获得B Corp认证的企业在法律上必须在决策中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为此改变其治理结构。首批B Corp于2007年获得认证；如今，此类企业已超过3500家。
这些都不意味着企业应当回避对利润的追求。正如我们的一些同事近期指出的，“对于一家怀有最完美善意却不赚钱的开明企业，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破产。”相反，这是一种主张，即应为利润这一易于衡量的指标注入使命感——这是人类天然追求的东西。
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在一项研究中，MGI考察了2001年至2015年间615家美国大型及中型上市公司，发现那些具有长期视野（这正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核心）的公司，在收益、营收、投资和就业增长方面均优于其他公司。此外，麦肯锡在2020年2月开展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高管和投资专业人士中，多数人表示，他们认为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计划已经创造了短期和长期价值，并且在五年后将创造更大的价值。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并非为了追求最“觉醒”，也不是为了抵御令人烦恼的活动人士。它关乎建立信任——称之为“社会资本”——而这正是企业持续经营所需要的。它还意味着认识到，创造长期股东价值需要的不仅仅是关注股东。
2020年3月，麦肯锡的一些同事提出，新冠危机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一个月后，我们指出，它可能带来“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剧烈重构”。我们坚持这些论断。新冠疫情既是一场经济灾难，也是一场人类灾难，并且远未结束。但随着疫苗开始投入使用，我们有理由谨慎乐观地认为，新常态有望在今年或明年出现。
我们也相信，在某些方面，这种常态可能会更好。在企业和政府的良好领导下，我们所描述的在生产率、绿色增长、医学创新和韧性方面的变化，可能为长期发展提供持久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