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美国7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而在1920年西班牙流感期间，这一比例仅略高于2.5%。
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撰文指出，这一变化对新冠肺炎的传播、死亡人数以及我们应对本次和未来疫情的方式都有重大影响。
借鉴以往疫情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当下需要采取独特且有针对性的方法。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行动引发了人们对1918至1920年流感大流行的浓厚兴趣，那场疫情夺去了全球逾5000万人的生命。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必须认识到今时不同往日，并据此调整应对方式。
最重要的是，社会正在老龄化。2018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数首次超过了5岁以下儿童人数。1920年，美国70岁以上人口占比仅略高于2.5%，如今这一比例已超过10%。这一变化对冠状病毒的传播、死亡人数以及我们应对本次和未来疫情的方式都有重大影响。
以美国预期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例。最近一项备受瞩目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美国不改变政策，冠状病毒将导致220万人死亡。但如果今天美国人口总量不变，年龄结构却与1920年（更年轻）相同，死亡人数就会降至74万。这一差异凸显了如今采取社交距离措施抗击新冠肺炎可能带来的更大收益，也进一步说明，即使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这种做法仍有充分理由。
美国政府评估环境或公共交通安全措施时，会采用统计生命价值（VSL）的概念来衡量成本效益。芝加哥大学的迈克尔·格林斯通和维尚·尼甘据此计算得出，能够挽救170万美国人生命的社交距离措施价值相当于7.9万亿美元，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甚至超过了大萧条规模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损失。
这些数字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老龄化。若按1920年的人口年龄分布计算，保持社交距离带来的收益不到当前的一半，因此任何封锁措施持续时间也会不到当前的一半。即使采用1970年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收益也只有5.7万亿美元。因此，从经济角度看，过去50年来的社会老龄化意味着社交距离措施应延长40%。
问题不仅在于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也在于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因此，挽救任何年龄段的生命都更有价值，因为更多人还有更多人生岁月。与1933年的死亡率相比，60多岁美国人的统计生命价值增加了200万美元；与1970年相比，增加了逾125万美元。即使是80多岁的人，与1933年相比，其预期寿命的增长在这段时期内价值也超过30万美元；与1970年相比则超过15万美元。寿命延长带来的收益进一步提高了保持社交距离的价值，也使相关经济损失更易被接受。
此外，未来几十年这些收益还将继续增加。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超过17%的人年逾70岁，从而使保持社交距离的经济价值升至9.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44%。
人口老龄化也会显著影响社交距离措施的收益归属。按1920年美国的年龄结构计算，收益中只有22%会惠及70岁以上人群。如今这一比例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50年将接近一半。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裁员对年轻人的影响尤为严重，新冠肺炎由此开始助燃一场令不同世代相互对立的政治辩论。
不过，煽动代际冲突的说法言过其实，原因有几个。首先，年轻人和老年人属于同一个家庭，而且往往住在同一户人家。意大利等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恰恰是因为代际接触频繁而受到影响。
此外，年轻人终将变老。事实上，如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远高于以往。1920年，美国一名20岁的人活到70岁的概率仅为50%，而如今这一概率为80%。因此，与一个世纪前的同龄人相比，如今的年轻人应当更关心社会如何在每50年一遇的疫情期间保障老年人的健康。
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忽视代际问题。现在以及疫情过后，确保为年轻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一种做法是在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时优先让年轻劳动者返岗。鉴于美国有超过1000万名劳动者年龄在65岁以上，这种分阶段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相关政策带来的经济和公共卫生成本。
未来几十年，随着社会持续老龄化，我们也需要以不同方式投资未来。首先，必须增加重症监护床位、呼吸机以及其他必需品和设备的供应，以增强抗击疫情的医疗能力。疫情成本越高，对医疗防范的投资也应相应增加。
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关注如何改善本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新冠肺炎死亡率会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但起作用的不只是实际年龄，基础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心脏病、癌症、肥胖和糖尿病都会增加死亡风险，而且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往往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如果社会要充分利用上世纪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就必须着力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并开展研究，以减缓生物衰老速度。这些努力对于最大限度降低人们漫长一生中可能遭遇的未来疫情成本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