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比冷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四分五裂，一种新的“堡垒叙事”正在兴起。但各国真的能够一边享受全球化的益处，一边回避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责任，同时又不承受这样做的后果吗？
全球主义或许已不再受某些人青睐，但推动它发展的力量不太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变方向。强大的趋势将继续推动全球化和全球主义，并由此带来新的挑战，威胁我们所有人，其中包括让致命传染病的传播更难防范。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健康安全威胁，我们理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并不总意味着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国内。
事实是，现代世界中那些促成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助长了我们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最重大挑战。气候变化、人口增长、人类迁徙和城市化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全球健康安全。
正如人们可以在内罗毕吃晚餐、在伦敦吃早餐、在纽约吃午餐，如今也可以订购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商品，并在短于许多传染病潜伏期的时间内收到货物。
每年有超过10亿人前往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地方旅行，病毒在全球传播从未如此容易。近来我们就目睹了这一点：先是西非埃博拉疫情蔓延至10个国家，全球近29,000人感染，其中11,000人死亡；随后是寨卡病毒，波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超过220,000例。
如果我们想遏制病原体传播，边境安全和移民管控能起的作用终究有限。我们需要转而思考如何从一开始就防止疫情暴发。这意味着拥抱全球主义，投资全球健康事业，帮助加强贫困国家的国家卫生体系、疾病监测和常规免疫接种。只要认识到传染病并非某种遥远而陌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共同承担预防、诊断和控制传染病的责任，整个世界就会安全得多。
问题在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迁徙和冲突的综合影响，可能使未来几年全球健康安全面临更大挑战。土地退化、海平面上升、饥荒和冲突将继续迫使人们离开家园、涌向城市，墨西哥城和拉各斯这样的特大城市将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地区日益常见。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变化对全球健康安全的影响可能十分深远，因为城市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疫情暴发的风险也可能越大。
更多人口居住在更狭小的空间，会让本已有限的卫生设施承受更大压力，从而为水源性传染病及其传播媒介昆虫滋生提供有利环境。同时，城市规模庞大、居住其中的脆弱人群众多，可能使疫苗和抗微生物药物供应不堪重负，限制我们预防疫情暴发或应对疫情的能力。
这并非假设情景。2016年，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情况：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暴发了30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黄热病疫情，并从安哥拉蔓延至另外两个非洲国家，还威胁到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金沙萨。疫情期间，疫苗短缺使形势严峻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得不将金沙萨分剂量接种作为应对措施之一，建议每人接种常规剂量的五分之一。
我们很幸运，不仅避免了两座人口过度拥挤的首都发生重大城市疫情，也阻止了黄热病传播到亚洲。没人真正知道黄热病为何从未在亚洲扎根，但该地区有18亿人未接种疫苗，而传播这种疾病的蚊子——埃及伊蚊——在当地广泛存在，且这种疾病尚无治愈方法，因此黄热病传入亚洲的可能性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另外两种由伊蚊传播的感染——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正在引发大规模疫情）。
由于安哥拉有大量中国劳工，11例黄热病病例确实传入了中国，但所幸得到了控制，病毒没有进一步传播。几个月后，巴西再次暴发大规模疫情，疫苗供应又告短缺；尽管如此，全球卫生界齐心协力，成功阻止疫情演变为城市疫情。但这些都是惊险的避险时刻。
随着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必须为随之而来的变化做好准备。城市化几乎必然会通过开辟新市场推动全球化，但如果不能持续开展全球协作，在疫情发生的任何地方通过常规免疫接种和强化卫生体系加以防范，那么这些惊险避险时刻就可能演变为全面暴发的大流行病，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灾难性的人道和经济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