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危机之际，重新塑造并改革资本主义已成为一项关键任务。
三位经济学家撰文指出，组织和机构需要把地球及其人民放在首位，而不是盲目追求更高的利润率。
我们需要采取新方法，赋能企业解决关键的社会和环境挑战。
多边主义岌岌可危，金融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和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灾难表明，两者并非稳定的支柱，而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杠杆。
在世界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危机之际，重塑多边主义、改革资本主义已成为关键任务。两者都需要成为新型动态价值创造体系中的倍增力量。但首先必须重新定义各自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
当今的多边主义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构想，旨在防止全球冲突（通过联合国）、组织集体防御（例如通过北约和现已解散的华沙条约组织），并支持经济重建与发展（通过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它确立了共同的经济规则。
但这种有边界、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形式很快受到抨击，尤其是来自主张自由市场议程、支持金融资本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企业界和教育界都接受了这种新正统观念；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其核心支柱之一——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成为不容置疑的假设。
事实证明，战后的多边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相互强化，因为两者都建立在通常会导致“赢家通吃”结果的关系之上，或者会系统性地偏向权力更大的一方。诚然，这种由权力驱动的多边主义开启了全球相对稳定的漫长时期；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也帮助创造了金融帝国扩张和新中产阶级兴起的条件，使数千万人摆脱贫困。一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新财富。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安排对整个社会而言效率最优。纵观历史，各种剥削制度建立了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却在人类福祉和社会资本（信任、社区凝聚力、集体行动能力）方面表现恶劣。它们的崩溃代表着道德进步，因为这为人权和共同繁荣得以实现开启了新时代。
要让多边主义和资本主义重获合法性与广泛支持，就必须将其重塑为相互扶持、互惠互利的体系。一个良好的起点是重拾罗伯特·舒曼的愿景。他被广泛视为欧洲统一之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提出，欧洲应以团结互助取代权力政治。尽管这一愿景存在诸多不足，但它支撑了欧洲一段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证明在推进共同目标方面，互惠可以比现实政治更有效。
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许多企业正准备通过采用新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模式，为舒曼式改革议程作出贡献，并着眼于以使命为导向创造价值。商界正逐渐认识到，解决利益相关方的问题，比不顾后果地将股东回报最大化更可取。
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不再只是愿景。企业领导者和投资者正在发起并参与令人鼓舞的现实举措，提升长期以来在企业决策中被忽视的参与者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前景可期的新兴经济思想流派正在接受检验，并应用于改造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价值创造模式。例如，“互惠经济学”，这是由牛津大学学者与Catalyst（玛氏公司旗下内部智库）共同创建的一门课程，目前已在牛津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知名高校开设。哈佛商学院的影响加权会计项目、影响力管理项目及其他举措也日益受到关注。
企业领导者、投资者和教育工作者对这些新方法的支持日益增长，因为这些方法能够赋能企业在其运营所在的生态系统中解决关键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同时不牺牲业绩。越来越多的行业领袖承认，企业的宗旨不是以牺牲人民和地球为代价赚取利润，而是为共同面临的问题开发有利可图的解决方案。
正如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改革其模式，以保持相关性并维持业绩，多边体系和机构也必须重新定义，以促进和平与共同繁荣。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既面临机遇，也肩负紧迫责任：在危机期间为紧急政策附加以使命为导向的条件，并以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思维方式推动经济重启。
这种广泛的观念转变能够带来系统性变化。同时，它也能巩固商业赖以为基础的根基：踏上兑现承诺的流动沙地，开拓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