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据获取与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
• 针对该问题的不同方法，既可能强化，也可能纠正现有的权力失衡。
• 关于实现平衡数据权利所需制度的讨论正在推进。
2020年是前所未有的一年。在众多教训之中，过去一年的危机一劳永逸地表明：我们如何管理和使用数据，既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毁掉生命。
作为开放数据宪章（Open Data Charter）的创始人，十年来我一直倡导在数据权利方面实现更公平的平衡。要让各国政府认识到，关于数据如何被收集、共享和使用的决策会产生鲜明的人类后果，并非易事。他们曾质疑：当我们还要应对经济衰退和气候紧急状况等更为紧迫的问题时，为何要投入时间公布这些无形的信息？
如今我听到的是不同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从其他渠道及时获取有关疫情的数据，并以便于快速理解、采取行动和共享的格式呈现？我们如何在利用数据为可以挽救生命的紧急举措提供依据的同时，兼顾隐私保护，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这些问题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一些政府已成功利用数据向公众解释其所作所为及原因，并消除了人们对这些数据未来去向的合理担忧。在新西兰，中央政府开发了一个简易仪表板，汇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数据，以追踪和传达疫情对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指标的影响。惠灵顿等城市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开发了交互式地图，展示当地可获得的支持服务，同时个人也开发了自己的可视化工具，帮助新西兰人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
在其他地方，另一些案例表明，实现权利的公平平衡并非易事。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公布了每位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详细个人数据，包括其工作和居住地点，以及是否与他人有过接触。这有助于两国将感染率和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民众可能被针对和伤害，或者政府可能借助移交给警方的数据实施过度干预。类似地，泰国难以让足够多的公民使用其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以致其难以发挥实际效用，主要原因是对隐私的担忧。而英国和美国等全球大国，则因在收集和使用数据的最佳方式上缺乏共识而受到阻碍，尤其是在跨境、跨司法管辖区以及存在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开展合作时。
不只是新冠疫情表明，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件事做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揭示了数据如何能够暴露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模式，或被警方用于按种族进行画像，从而加剧歧视。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获取合适类型的数据，能够决定各国在监测和应对诸如性别薪酬差距带来的经济连锁影响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空气污染等问题的努力成败。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数据权利与当代一些最紧迫的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们的做法既可能强化，也可能纠正权力失衡和不公正现象。在从疫情中重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拥有一个独特的机遇窗口，可在这一方面实施更加精细、更加公平的政策。但这一窗口不会永远敞开。
不存在简单、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有些数据应默认开放，有些应保持封闭，还有一些则应审慎共享。我们需要在开放与隐私之间找到平衡，既保护个人权利，也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律和法规应当界定并保护这种平衡，建立并投入资源打造强有力的制度，以智能且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治理，并与广泛的社群合作，了解风险和收益因情境不同而有何差异。把这件事做好，是政府在数字时代对其公民负有的照护责任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制度和规范，其组织原则应基于透明、问责和公平，反映全球各地人民和社群的需求，并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加以调整。在开放数据宪章，我们在2020年初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我们与广泛的团体合作，确立了兼顾开放与隐私的共同原则，并指出需要彻底的民主实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我们得以与经合组织数字政府与数据股合作，共同确定所需的数据类型，以提升应对疫情的准备程度、响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前期工作使我们能够迅速权衡开放数据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即时益处，以及从长远上建立保障机制以保护人们隐私和安全的必要性。
这些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在我们近期举办的开放数据日活动中，围绕如何利用开放数据应对地方挑战的全球议程十分繁多，充分体现了其所涉议题的多样性。我们自身也将推进以下工作：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合作，通过开放数据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并且近期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合作发布了研究成果，展示了在智利和乌拉圭利用开放数据的经验如何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指导。
世界经济论坛在医疗数据隐私方面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随着我们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种族不公、性别不平等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决定性挑战，各国政府及其公民已无法再回避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制定政策和做法，展示如何为公共利益治理数据，同时约束掌权者。这种承诺有助于恢复公众信任、最大化效益，从缩小性别和种族差距到有效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这并不容易，但值得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