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远程办公会妨碍创造力和创新。
作者发现，新冠疫情期间，研究部门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减少了。
这导致“弱联系”减少，而弱联系有助于同事之间产生新想法，从而促进创新。
通过结合员工面对面交流和远程交流来权衡办公方式，似乎是最佳解决方案。
关于远程办公取代面对面工作场所会带来哪些损失的讨论，最近获得了急需的数据支持。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员工转为远程办公后，有助于创新的工作关系往往受到严重冲击。
新冠疫情于全球各地关闭办公室和研究实验室两年半后，“我们终于可以利用数据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疫情推动远程办公普及后，我们在工作中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怎样的影响？”城市技术与规划实践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感知城市实验室主任卡洛·拉蒂（Carlo Ratti）说。“此前我们只能猜测。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用真实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与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丹麦技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同事合作，分析了一个去标识化的电子邮件网络。该网络涵盖2,834名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教职员工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分析时间为自2019年12月起的18个月。所有邮件均经过匿名化处理，研究人员分析的是邮件发件人和收件人的网络结构，而非邮件内容。
到2019年3月下旬，新冠疫情突然中止了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的大部分现场研究。新研究显示，随着转向远程办公，不同研究部门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减少，研究人员所说的“弱联系”也随之减少，而弱联系支撑着新想法的交流，并往往有助于推动创新。
研究人员将“弱联系”定义为电子邮件网络中两个彼此没有共同联系人的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换言之，如果不存在第三个人C同时与A和B联系，那么A和B之间就形成了弱联系。另一方面，“强联系”有所增加；这种沟通类型往往会让我们反复接触相同的想法。研究人员发现，在封锁期间，“自我网络”（指个人独有的联系网络）变得更加停滞，联系对象每周也变得越来越相似。
这项研究发表于8月22日出版的《自然·计算科学》。
研究人员假设，物理距离近远应当会影响弱联系的形成。因此，即使员工转为远程办公，身处相距较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弱联系也不应显著减少，因为即便在校园工作，他们偶然相遇的可能性也很低。研究团队报告称，数据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
“我们的研究表明，共处一地是形成弱联系的关键因素，”麻省理工学院感知城市实验室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人员保罗·桑蒂（Paolo Santi）说。“我们的数据显示，麻省理工学院的弱联系从2020年3月23日起迅速消失，减少了38%。”他说。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这一下降意味着估计累计减少了5,100多个新的弱联系。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采取哪些行动来推动社会创新？
“弱联系”有助于创新这一观点，可追溯到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年发表的研究。他写道：“一项最初不受欢迎的创新如果由弱联系较少的人传播，就更有可能局限于少数几个小圈子……依我之见，弱联系较多的人最适合传播这样一项难以推广的创新。”拉蒂表示，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只是社会学大量研究的开端；此后的研究证实并充实了他的观点”。
在《自然·计算科学》发表的一篇配套评论文章中，《自然·计算科学》佛蒙特大学的约翰·梅卢索（John Meluso）称“弱联系”观点是“社会网络领域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同时指出，究竟是什么促成并维系了这些联系，至今仍不明确。他表示，这项新研究运用计算技术揭示了“邻近性”的因果机制：距离近会提高建立新联系、加强现有联系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不仅调查了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关闭时弱联系骤减的情况，也研究了2021年7月15日研究人员开始返校后的变化。研究团队发现，此后弱联系有所恢复，但并未完全恢复。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模型，预测如果全面返岗，弱联系将“完全恢复”。
拉蒂及其同事建议，企业和组织在完善封锁后的远程办公政策时，应设法鼓励不同部门和研究单位之间偶然发生的互动，以促进新信息和多元信息的传播。拉蒂解释说，这些互动让参与者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和想法”。与此同时，研究作者也承认，远程办公或混合办公对个人有其优势，尤其是灵活性方面。
“雇主若抛弃新冠疫情期间获得的灵活性，就会犯错，”拉蒂说。“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结合同事间的面对面交流和远程交流来权衡办公方式，似乎是最佳解决方案，这或可为向后疫情时代的混合办公‘新常态’过渡提供参考。”
要实现这种平衡，可以建模确定维持弱联系活跃所需的最低面对面办公量。拉蒂说，也可以改造传统的办公室平面布局——这类布局是为个人任务设计的——打造“更开放、更灵活的空间，营造所谓的‘自助餐厅效应’”，让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坐在一起交谈；还可以设置活动空间，让不同群体聚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