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之时,世界许多地方已成废墟。然而,如果说人类的破坏能力几乎没有边界,那么重新开始的能力同样令人惊叹。或许正因如此,人类迄今得以幸存。
毫无疑问,战争结束时,数百万人饥饿而疲惫,除了努力活下去,几乎无力做其他事情。但与此同时,一股理想主义浪潮席卷废墟,人们怀着共同的决心,要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和平、安全的世界。
正因如此,战争中的伟大英雄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夏天被选下台,甚至早于日本投降。男女老少冒着生命危险,并非只是为了回到旧日的阶级特权和社会匮乏。他们想要更好的住房、教育,以及人人都能享有的免费医疗。
欧洲各地也响起了类似的诉求。反纳粹或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往往由左派人士、乃至共产党人领导,而战前的保守派常因与法西斯政权合作而声誉受损。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一度有人谈论革命。但革命并未发生,因为西方盟国和苏联都不支持。斯大林满足于在东欧建立一个帝国。
但即便是右翼抵抗运动领袖夏尔·戴高乐,也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人加入他的首届战后政府,并同意将工业和银行国有化。整个西欧都转向左派,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这是1945年共识的一部分。
欧洲在亚洲的前殖民地正在发生另一种革命,当地人民不愿再次受西方列强统治;这些列强曾被日本打得狼狈不堪。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缅甸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也都渴望自由。
这些愿望常在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得到表达。联合国与欧洲统一的理想一样,也是1945年共识的一部分。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许多知名人士——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相信,只有世界政府才能确保全球和平。
冷战将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这一梦想很快便破灭了。但在某些方面,西方的1945年共识反而因冷战政治而得到强化。共产主义仍披着反法西斯的桂冠,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以及西欧都拥有广泛的思想和情感号召力。社会民主主义承诺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机会,因而成为意识形态上的解毒剂。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强烈反共。
70年后的今天,1945年共识的大部分内容已不复存在。很少有人还能对联合国抱有强烈热情。欧洲梦正陷入危机。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也日益遭到侵蚀。
衰败始于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新自由主义者抨击福利保障项目的开支和工会既得利益。人们认为,公民必须更加自立;政府福利项目让所有人变得软弱而依赖。在撒切尔那句著名的话中,“社会”并不存在,只有家庭和个人,而他们理应照顾好自己。
然而,恰恰是在我们为苏联帝国——20世纪另一大暴政——的崩溃而欢欣鼓舞时,1945年共识遭受了更沉重的打击。198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黑暗遗产——东欧遭受奴役——看起来终于结束了。从许多方面来说,的确如此。但随着苏联模式的消亡,许多其他事物也一同崩塌。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解毒剂,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有形式的左派意识形态——事实上,凡是带有集体理想主义色彩的事物——都被视为误入歧途的乌托邦主义,认为它们只会导向古拉格。
新自由主义填补了这一真空,为一些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却以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平等理想为代价。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受到非同寻常的热捧,显示出左派衰落的后果令人感受何其深切。
近年来,其他意识形态也应运而生,填补人们对集体理想的需求。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反映出人们对纯粹民族共同体的渴望再度抬头,这种共同体将移民和少数群体拒之门外。矛盾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以美国军事力量强加民主的世界秩序,从而改造了旧左派的国际主义。
面对这些令人担忧的发展,答案不是怀旧。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变化已经太多。但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树立追求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国际团结的理想。它不可能与1945年共识完全相同,但在这个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最好记住当初形成那一共识的缘由。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辛迪加计划。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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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恩·布鲁玛是巴德学院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
图片:航拍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诺曼底地区科勒维尔滨海镇、奥马哈海滩上方的诺曼底美军公墓与纪念馆参观时,行走在墓碑之间。 REUTERS/Christian Hart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