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对话》（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
今年对人道主义救济而言是艰难的一年。重大事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画面：从被冲上 土耳其海滩的叙利亚死难儿童，到 尼泊尔地震 后被困瓦砾之下的村民，以及西非埃博拉疫情中悲痛的遇难者家属。
悲剧故事接连涌现，通过24小时新闻频道和社交媒体传遍全球。自然灾害与人为冲突相互叠加，形成一种急促的戏剧与恐怖节奏，每一次都被包装成独立事件，无论它们可能重复发生多少次。因此，我们的应对是零散的：当我们的关注被唤起时， 救济资金出现激增、捐款与志愿服务也随之涌现。
汇编详细定量数据的工作由OCHA承担， 即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该机构每年开展这项工作。其最新报告令人深思。
计算代价
总体而言， 高达2.005亿人 在2015年受到自然灾害影响或因冲突流离失所，较上一年增加逾5000万人。这些数字还包括往年已脱离灾难与危机、但仍亟需人道援助的人群。然而，由冲突直接引发的紧急情况造成5950万人流离失所，相当于每天有3万人。另有1930万人因与天气有关的自然危机而流离失所。
应对这些危机的成本 已增长六倍，从仅十年前的34亿美元增至如今逾200亿美元。用于满足基本人道需求的所需资金与国际呼吁募集所得资金之间的缺口也在迅速扩大，目前缺口高达40%（约70亿美元）。据OCHA估计，全球冲突导致的收入损失与增长受阻所产生的全部经济成本超过14万亿美元。
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报告指出了一些应对挑战的创新举措。例如，获取可靠数据这一问题，它是管理任何应对行动的关键资产。在西非， Independent Standby Task Force（一个全球志愿者网络）组织建立了一个线上网络，汇集并传播灾后可用医疗设施的信息。
另一种做法见于OCHA的 内罗毕人道数据团队，该团队已设立数据实验室，为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并汇集东非各地的信息。甚至 像Skype群组这样简单的工具 也对跨多个地区、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收集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备受关注的人道主义失败案例 发生在卢旺达、 海地以及受 印度洋海啸影响的地区，表明若要让创新在提高援助成效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蹒跚起步
布莱顿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CENTRIM）的近期报告表明，人道主义领域正遭受资金匮乏，而这些资金本可使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该领域营业额中远低于1%的部分 被投入创新，而经济中商业部门通常的比例为2%至7%。用于探索更好做法的资源有限，而将想法转化为可行、经过检验并可大规模推广的方法所需资源则更为稀缺。
布莱顿大学的研究之一 表明，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资金：从寻找新想法到使其广泛应用，几乎每个阶段都存在障碍。现有的创新大多属于渐进式，即把事情做得稍好一些，而非以不同方式开展工作。由于迫切需要，大量临时性即兴应对也随之出现。
然而，人道主义行动部署的短期性质意味着，很少有此类想法被“固化”并作为最佳（或更佳）实践再次使用。OCHA报告所记录的灾害数量和规模之大，意味着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持续、累积的学习，而这正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创新的基石。
很少能找到更为激进的创新案例，而现存的案例往往花了数十年才成为既定做法。一个例子是现金援助项目，即 以现金取代粮食援助。许多此类创新还需要“特立独行者”，他们往往必须逆着既有做法的潮流奋力前行，才能使新想法被接受（ 即食治疗性食品的使用 ，如用于治疗儿童营养不良的 Plumpy’Nut 营养膏，即为一个典型例证）。
这种倾向于微小改进的做法根深蒂固。创新一直被等同于试验，而这与对“不造成伤害”这一原则的坚定恪守背道而驰，后者针对的是本已处于极度苦难中的个人与社区。
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创新就被简单地视为风险过高。捐助方与执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有时会加剧这一问题。捐助方要求确定所要开展的工作及其实现方式。因此，退而求其次的立场便是接受现状，并缺乏动力去质疑人道应对是否可以采用不同方式实现。
不过，我们有理由希望事情会有所改变。将于2016年5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的组织者，已将创新列为其核心主题之一。或许，近期在 Global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in Paris 所取得的明显成功，将为以更智慧的思路应对人道挑战提供新的动力与政治意愿。
出版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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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oward Rush，布莱顿大学创新管理教授。
图片：一名流离失所的妇女在伊拉克阿尔比勒（Arbil，位于巴格达以北）的巴西尔马难民营领取人道援助物资。路透社／Azad Lashka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