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家庭、体面的工作、优质的学校、充足而安全的公共空间，以及对本地文化和历史的自豪感，这些都是繁荣社会的基本要素。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都无法充分提供这些要素，有时市场与国家反而会削弱它们。
经济学认为，衡量个人福祉的标准是其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与种类。消费可能性进而通过赋予企业所需的自由而得以最大化，使其能够利用新技术、劳动分工、规模经济和流动性。消费是目标，生产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分析的单位和对象是市场，而非社区。
没有人能否认，这种以消费者和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愿景确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世界任何一座大城市的大型超市或苹果零售店中所陈列的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在一代人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的。
但显然，在此期间有些地方出了问题。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分化在广泛的环境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从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到菲律宾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皆是如此。这场政治动荡表明，经济学家的优先事项或许并不完全恰当。
两本书，一本即将出版，作者是拉古拉姆·拉詹，另一本本月出版，作者是奥伦·卡斯，两书重新审视了我们以经济学为中心的世界观，并主张我们应当把地方社区的健康置于核心位置。稳定的家庭、体面的工作、优质的学校、充足而安全的公共空间，以及对本地文化和历史的自豪感，这些都是繁荣社会的基本要素。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都无法充分提供这些要素，有时市场与国家反而会削弱它们。
两位作者的立场各不相同。拉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曾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卡斯任职于偏右翼的曼哈顿政策研究所，并曾担任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总统竞选活动的国内政策主管。人们未必会预料到，无论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还是温和派共和党人，都会对市场和超全球化持怀疑态度。但两人都对他们所看到的社区受到的影响感到不安。
拉詹将社区称为繁荣的“第三支柱”，其重要性与另外两大支柱——国家和市场——不相上下。他写道，过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固然有害，缺乏管理的全球化同样能够撕裂地方社区的结构。卡斯明确指出，美国的贸易与移民政策首先应当以美国工人为重点。这意味着要确保地方劳动力市场保持健康，并提供大量薪酬体面的商品生产类工作。两位作者都强调贸易带来的收益，并反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但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可能在超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并且对社区所承受的代价关注不足。
当一家本地工厂因企业决定将生产外包给境外供应商而关闭时，损失的不仅是那数百（或数千）个转移到海外的工作岗位。其影响还会通过本地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减少而被放大，这意味着整个本地经济中的工人和雇主都会受到冲击。地方政府的税收也随之减少，因此用于教育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资金也更少。社会失范、家庭破裂、阿片类药物成瘾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往往随之而来。
经济学家通常的应对之道是呼吁“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人应当直接离开萧条地区，到别处寻找工作。但正如卡斯所提醒的那样，地理上的流动性必须与“留下来的机会”相结合。即使在大规模移民时期，大部分当地人口仍然留在原地，他们需要的是优质的工作和稳固的社区。
另一种做法是，经济学家或许会建议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其他福利来补偿经济变革中的受损者。撇开此类转移支付的可行性不谈，它们是否是解决之道仍值得怀疑。即便通过现金补助维持了消费水平，失业仍将削弱个人和社区的福祉。
归根结底，只有创造并扩大高薪工作岗位，地方社区才能重获活力。卡斯的建议是通过工资补贴来鼓励就业。拉詹则强调地方领导人的作用，他们能够调动社区资产，激发当地居民的社会参与，并树立新的形象——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更具支持性的国家政策和受管理的全球化背景下进行。
其他经济学家则主张推行针对特定地区的制造业推广计划，促进本地雇主与大学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些人则建议由地方公共财政投入，例如资助中小企业的职业培训项目。
我们并不清楚哪种做法最为有效，要取得进展，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政策试验。但有一个事实使行动的紧迫性更为凸显：持续演进的技术趋势有可能加剧社区现有的问题。新兴数字技术往往具有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这会导致生产走向集中而非本地化。它们非但没有扩散收益，反而造成了赢家通吃的市场。生产网络的全球化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效应。
我们如何在这些力量与社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不仅将决定我们的经济命运，也将塑造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正如卡斯和拉詹所揭示的，这是经济学家不应再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