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悲剧凸显了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加强卫生体系的迫切性。然而，尽管埃博拉疫情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了体系性短板，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抗击那些长期存在、悄然给全球人口带来苦难和死亡的流行病。
毫无疑问，埃博拉疫情造成了巨大痛苦。但它并非人类面对过的第一场、也不是最具破坏性的全球性疫情。事实上，天花是人类已知致死性最强的疾病；在爱德华·詹纳于1796年研制出疫苗之前，天花是欧洲的首要死因。1980年天花被根除之前，据估计它已导致3亿至5亿人死亡。
14世纪的腺鼠疫夺去了7500万至1亿人的生命，超过欧洲人口的一半。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短短几个月内就有近7500万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3%至5%，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遇难人数的两倍多。
世界仍在竭力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它已造成超过4000万人死亡，如今感染人数也相近，其中95%的疫情受害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直到艾滋病毒/艾滋病开始在发达国家蔓延，高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才得以研发；而大多数贫困患者既无法获得，也无力负担这种疗法。
同样，各国政府、多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未能迅速应对埃博拉疫情，反映出这种疾病肆虐的是贫困国家。然而，在全球互联程度前所未有的当下，确保建立充分的医疗卫生体系和机制，以应对此类疫情，是每个人都利害攸关的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供所需投资；毕竟，有效的国家卫生体系和灵敏的监测是抵御疾病暴发的第一道防线。
如今，埃博拉疫情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也是一场人道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诚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联合国埃博拉紧急应对特派团的“70/70/60”计划——在60天内隔离70%的埃博拉患者，并确保70%的葬礼安全举行——已基本落实，新病例数因此大幅减少。但人们仍在承受痛苦、不断死亡，原因往往是无法获得可靠信息或充分治疗。
当然，在保障人口健康时，保护公众与侵犯个人权利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所有公共卫生干预都必须首先以科学事实为依据，避免情绪化或恐慌性的应对。
在这种背景下，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国家的旅客实施强制隔离，显然是政策失误——正如当局在1350年试图遏制欧洲黑死病、或在1665年试图遏制伦敦大瘟疫时所犯的错误。国际社会不应把时间浪费在基于恐惧的策略上，而应调动人力和财力资源，确保以事实为基础、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团结应对是可能的；事实上，过去就曾做到过。
世纪之交，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机构相继成立，恰逢全球改善健康事业重新提速。联合国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其中包括四项与健康相关的目标，涉及营养、孕产妇和儿童健康以及传染病——体现了改善全球健康的政治共识。这一机构架构推动这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自1990年以来，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下降49%。
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孕产妇和儿童健康以及传染病仍是优先事项。事实上，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十个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非出生的婴儿在五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西欧出生婴儿的30倍。
即使在一国内部，巨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例如，墨西哥格雷罗州和新莱昂州各市镇之间的婴儿死亡率相差十倍。
此外，悄然蔓延的流行病已扎根，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肥胖、久坐生活方式、吸烟和饮酒等重大趋势相互叠加，推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s）不断增加。在大多数国家，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成年人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埃博拉等新发传染病或许更引人关注，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以及其高昂且不断增长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都要大得多。刻不容缓。决策者必须采取有力行动，遏制烟草、酒精和致肥食物等风险因素的消费。
世界正面临三方面的健康挑战：我们必须建设可持续的国家和全球卫生体系，以便迅速有效地应对埃博拉等危机；消除或控制传染病；并应对悄然加剧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疫情。要在这三条战线上都取得成功，就需要持续投资于卫生基础设施、管理和人员。
平等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可及性，也意味着解决超出公共卫生议程范围、更深层的社会不平等。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目标时，世界领导人必须牢记，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
本文由本刊与 Project Syndicate（辛迪加项目）合作刊发。 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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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ime Sepulveda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全球健康学教授、全球健康科学部执行主任。
图片：2013年6月6日，明斯克附近韦斯诺瓦机构内的牙刷。路透社/Vasily Fedosen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