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 我作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尽管我热爱外科手术，但我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结核病（TB）。尽管同事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对我批评讥讽，我很快意识到下一个挑战是什么。要提供至关重要、能改变人生的服务——无论是结核病相关服务还是其他服务——就必须与政府合作。
政府流程繁琐又令人疲惫。我们经常被拒之门外，被告知要完成一连串步骤才能据称获得适当批准，最终却仍无法与政府医生签署任何谅解备忘录（MOU）。我并不指望这一过程会轻松，但令我震惊的是许多医生和官员给出的理由。有许多规模不大、资源有限的组织，尽其所能开展工作。这意味着，很多组织只是检测出结核病，却把治疗、追踪和照护患者的工作留给政府医生——这是一个漫长、耗时的过程——让他们独自承担。换言之，在努力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反而加重了政府服务的负担。政府医生认为他们带来的工作（在医生看来，也带来了更多伤害）多于益处。因此，政府与这些组织之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冲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障碍，而不是共同为同胞提供服务的伙伴。
幸运的是，对 Operation ASHA 而言，我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Sandeep Ahuja 曾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因此，他得以会见卫生部门官员，并向他们解释我们如何服务最偏远地区。他详细说明了我们的模式如何在政府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免费提供药品、诊断服务和结核病专科医生服务，同时降低财务成本并减轻政府医生的负担。官员们表示支持后，政府机器开始运转；无疑，进展缓慢而迟滞，但终究动了起来。我们与政府建立了紧密合作，在印度各地为贫困患者提供能够改变人生的结核病治疗。
事后看来——在遇见其他提供营养不良防治、饮水、卫生设施及其他服务的社会企业后，这些服务恰恰未能覆盖生活在“最后一公里”的人群——团队中有 Sandeep 这样的人，使我们具备了大多数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这就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政府的认可，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进；或许并非迅速而轻松，但终究是在前进。
政府与社会企业之间令人遗憾的冲突，在双方之间筑起了一道障碍。但从根本上说，双方都在努力为缺乏基本保障的人们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我们最初与政府接触后，事情稍微容易了一些，但并未彻底解决。持续的资金、药品供应、服务提供中心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这些事项都涉及政府，也占用了本可用于照料患者的时间。如果社会企业和政府开始携手合作，将彼此视为伙伴而非对手，那么，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确保未来没有结核病、没有营养不良、不再缺乏可饮用水和厕所。这样，我们才能抵达最后一公里。
本文最初刊载于 世界银行发展市场博客。
本文刊发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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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helly Batra 是 Ashoka Changemaker、作家，也是新德里知名的妇产科医生。
图片：一名男子随家人从旁遮普省迁至伊斯兰堡寻找工作；他提着一桶水，走向伊斯兰堡郊外贫民区中的临时住所。路透社 / Zohra Bensem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