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决定在新国家开展业务，或与新的客户、合作伙伴或供应商合作时，财务可行性是一个关键考量。然而，组织越来越常被要求从伦理角度为其决策提供理由；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因伦理顾虑取消业务计划。
这一论点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企业影响力巨大，因此，拒绝与不尊重某些价值观的人或地区合作，便能推动改变。
但这种做法尽管出于好意，效果却可能不尽如人意。
标准前所未有地提高
过去，若想在某个新地方开展业务或与某个新人合作，大多数公司只需完成最低限度的尽职调查——检查制裁名单，并查阅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等。
如今，这些已远远不够。股东也希望公司在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国家开展业务或与特定合作伙伴合作时，考虑人权问题。
公民社会行动主义的发展也加大了这种压力。自工会抵制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或抗议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以来，这类行动迅速扩展。如今，公民社会组织要求企业停止在被视为腐败的国家或行业开展贸易，无论是中非共和国的钻石开采，还是砂拉越的柚木采伐。
在这一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必须对新的业务合作伙伴、供应商或第三方代理进行审查，以了解其在当地市场的声誉。他们的名字可能未出现在任何制裁名单上，也可能未被司法审查认定涉及不当行为，但深入调查其声誉，或会发现一些信息，让人怀疑他们是否适合代表你的品牌。
问题出现时
这件事影响重大。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消费者更尊重有道德的公司；如果不道德的公司被认为剥削工人或社区，就更有可能受到惩罚。
《哈佛商业评论》刊载的一项 KRW International 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研究显示，由员工评定为高度正直、负责、宽容且富有同情心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的公司，两年间资产回报率平均增长了 9.35%。相比之下，首席执行官在正直程度评分中处于较低水平的公司，增长率为 1.93%。
换一种做法
但是，公司是否应该屈从于利益相关方的行动主义和媒体压力？如果一家正直程度高、恪守道德原则、员工也言行一致的企业决定不在某个国家或行业经营，或因担心被认为腐败而招致负面报道而撤出，那么留下的空缺会由谁填补？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公司撤出的那些人，是否实际上为行事不那么审慎的经营者敞开了大门，从而让该国或行业在诚信阶梯上进一步下滑？
近期证据似乎表明事实如此。例如，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旨在惩罚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针对的是军阀开采矿产所引发的人权问题，却导致采矿业超过 750,000 个岗位流失。随之而来的收入损失对儿童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使婴儿死亡率上升了 143%。
制裁的目标值得肯定，但其后果可能给该国一些最脆弱的人群带来灾难性影响。在腐败国家和行业开展业务，也可以作类似的论述。公开表明立场或许能成为醒目的新闻标题，但有道德意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难道不应该留下来，帮助改变其经营社区对腐败的态度吗？
史蒂文·福克斯在一篇为《福布斯》撰写的文章中对此作了简洁有力的概括：“一旦建立起强有力的反腐败文化，就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若一家公司成功树立起严格拒绝腐败行为的声誉，交易对手甚至可能不再试图索贿，从而显著降低事件发生的风险。”
付诸行动的改变
电子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行业曾因劳工实践而面临声誉问题。
然而，行业内一些企业没有抛弃有争议的合作伙伴，而是成立了电子行业公民联盟（EICC），专门致力于改善中国、台湾等地制造工厂工人的人权状况。
EICC 及其《行为准则》深刻影响了英特尔、IBM 和苹果等大型企业与供应商及其经营所在地社区的互动方式。
高风险经营的新方式
除非“良善”企业采取行动整治害群之马，否则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善。面对准备“花钱买通行”的竞争对手，企业与其退出当地环境，难道不该采取行动揭露腐败行为吗？毕竟，腐败在暗处滋长。
当然，要让利益相关方和公民社会相信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企业不回避充满挑战的环境，而是有意识地投资其中，帮助从内部推动改变——并不容易。
但企业有责任作出有时艰难的决定。在这个键盘斗士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无论其依据是事实还是虚构，采取积极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因此，问题或许不是“我们是否应该采取这种做法”，而是“我们能否承受不这样做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