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预言了一场“文明冲突”。他的论点是，随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冷战意识形态较量的结束，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形式开始显现：不同文明的国家将彼此对抗，争夺地区乃至由此推及全球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宗教以及族裔民族主义将成为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轴线。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亨廷顿的批评者往往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说，文明冲突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仅仅20年后，世界局势已让人有理由相信，亨廷顿的判断并非相去甚远。在欧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相互竞争的信仰群体、恐怖组织细胞及其他激进的非国家行为体不仅在挑战现有政治体制，也在挑战国家的领土完整。尤其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今，在土耳其等地可以看到宗教激进化加剧带来的影响。土耳其长期以来被视为稳定、亲西方的穆斯林民主国家，但如今却发现自己陷入世俗主义与宗教之间前所未有的分裂。在非洲，非洲大陆穆斯林、阿拉伯裔北部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基督徒之间的边境地带，已成为一片失控而暴力的区域。东南亚如今甚至出现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地区通常并不以此类冲突闻名。最令人担忧的是，古老的宗教分歧正助长中东冲突再度升温。逊尼派与什叶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助燃了叙利亚内战，这场战争威胁着重塑整个中东的版图、使伊拉克分裂，并加深海湾国家内部及彼此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多的教派冲突也引发了跨国圣战网络的复兴，其威胁远远超出该地区。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前冲突并不只是围绕宗教主导权展开。宗教往往可能是借口，而非冲突根源；也可能成为动员民众支持、回应其他不满的工具。经济衰退、资源匮乏、社会变迁和政治冲突等战略驱动因素，加剧了教派冲突的动态，并表明未来几年不同信仰之间以及同一信仰内部的冲突可能增多，对其他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例如，欧洲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已开始以多种方式影响欧洲安全：从投票模式和军事招募的变化，到宣扬与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目标的伊斯兰主义团体扩散，再到城市中出现禁入区，传统伊斯兰教法正在这些区域取代西方法律。
然而，未来可能日益凸显的，不仅是激进化伊斯兰的作用，激进化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将如此。在东亚，民族主义情绪显著增强，引发了地区国家之间的领土主张和政治紧张局势。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联邦，其领导层已发起一场“宣传式爱国主义热潮”，声称有权保护前苏联领土上的俄语“同胞”。俄罗斯民族主义已在其近邻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显示出破坏稳定的影响，这些国家都有大量俄罗斯族人口。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激进化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已崭露头角，公开将移民群体以及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作为攻击对象。
显而易见，传统执法手段不足以应对宗教和民族主义激进化的根源及其演变趋势。要预防和遏制这一趋势，需要采取更广泛的方针。其目标应是加深对我们社会中激进团体兴起之根源及其战略和战术的理解。应通过对话、务实合作和经济支持，鼓励数百万非激进化穆斯林，同时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想要颠覆他们的信仰体系。
以全面方式应对激进化问题，有助于我们作为全球社会共同体制定举措，降低激进思想的吸引力，并促进宽容与融合。应对激进化趋势的全面方针不能只动员社会，还必须以真正全球且全面的方式，让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例如，北约与欧盟已开始共同讨论激进伊斯兰武装团体对我们各国构成的威胁，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同样，欧盟通过反激进化项目支持其成员国，例如在荷兰、瑞典、德国和丹麦开展项目，旨在鼓励这些国家的当地穆斯林社群帮助防止年轻人加入激进团体。应探索这些以及我们可能考虑的更多机会，以针对这一多维挑战形成多方协作的解决方案。
本文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战略前瞻社区为2015年年会撰写的多篇个人观点文章之一。若要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完整文集。
作者：斯特凡妮·巴布斯博士过去16年来曾在北约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北约公共外交副助理秘书长；自2012年7月起，担任北约秘书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战略分析能力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