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仅代表着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也可能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终结——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自由交流、共同安全的国际秩序。
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带来了70年的繁荣。这一秩序以市场导向的体制为基础，推动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性提高和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美国通过北约及其他各种联盟，为欧洲、中东和亚洲提供安全保障。
然而，特朗普可能推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政策，阻碍贸易并限制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他还暗示将迫使美国盟友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费用，因此人们对美国现有的安全保障产生了疑虑。如果特朗普认真对待“美国优先”，其政府就会使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转向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只追求本土的国家利益。
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推行类似政策，助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保护主义——始于影响数千种进口商品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报复性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使大萧条进一步恶化。更重要的是，美国孤立主义源于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两大洋足以使美国安然无虞；这种孤立主义让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得以发动侵略战争，威胁整个世界。1941年12月珍珠港遭袭后，美国终于不得不正视现实。
如今，美国转向孤立主义、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也可能最终引发全球冲突。即便不考虑美国可能从欧洲抽身，欧盟和欧元区似乎也已陷入瓦解，尤其是在英国于6月投票决定脱欧，以及意大利于12月就宪法改革举行的公投未获通过之后。此外，2017年，极端反欧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能在法国和意大利上台，也可能在欧洲其他地区执政。
如果美国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积极谋求复仇的俄罗斯就会乘虚而入。俄罗斯已在乌克兰、叙利亚、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地区挑战美国和欧盟；它还可能利用欧盟即将瓦解的局面，重新扩大对前苏联集团国家的影响力，并支持欧洲境内亲俄运动。如果欧洲逐渐失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获益最大的莫过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特朗普的主张也可能加剧中东局势。他表示要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这意味着放弃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更加依赖国内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型化石燃料。他还坚持认为，伊斯兰教本身而非仅仅激进的武装伊斯兰主义是危险的。这一观点也为特朗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所认同，恰好迎合了伊斯兰武装分子关于文明冲突的叙事。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很可能加剧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旷日持久的逊尼派—什叶派代理人战争。如果美国不再保障其逊尼派盟友的安全，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等所有地区大国都可能认定，只有获得核武器才能自卫，届时冲突将更加致命。
在亚洲，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带来了数十年的稳定；但崛起中的中国如今正在挑战现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亚洲战略“转向”主要依赖于促成由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特朗普承诺将在就职首日废除该协定。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政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前称金砖国家银行），以及旨在抗衡TPP的自身区域自由贸易提案，迅速加强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
如果美国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等亚洲盟友，这些地方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中国；而日本和印度等其他美国盟友则可能被迫扩充军备，并公开挑战中国。因此，美国撤出该地区最终很可能引发当地的军事冲突。
上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美国政策阻碍了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并为日益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发动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如今，类似的政策倾向可能为新兴大国挑战并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铺平道路。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看到美国东西两侧广阔的海洋，进而认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野心日益膨胀的大国不会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
但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美国仍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强国。如果不加以遏制，这些国家最终将有能力威胁美国在国内外的核心经济和安全利益；尤其是在它们扩大核武器和网络战能力的情况下。历史记录清楚表明：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必将导致经济和军事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