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网络，它促成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可悲的是，它是全球化最持久的成功故事。因此，它也是其最致命的缺陷之一。虽然犯罪的产品和收益可以无缝流动跨越国界，而司法和执法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困于逐步遭到削弱和被俘获。与此同时，试图记录这一切的记者遭到恐吓、被监禁，并被谋杀。
随着全球化犯罪和腐败的力量继续侵蚀我们的自由与安全，被谋杀的记者留下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如何应对的有力教训。这些教训不仅关乎新闻业，也关乎执法以及我们希望生活其中的社会形态。
这些记者之一是我们的母亲，达芙妮·卡鲁阿纳·加利齐亚。2017年10月16日，她在马耳他遇刺身亡：当时她匆忙赶往银行解冻账户（该账户已被该国经济部长冻结），而她汽车驾驶座下安放的炸弹在此时爆炸。这是她因报道而遭受的一系列袭击中的最后一次，但并非马耳他因她所揭露的内容而遭受的最后一次伤害。
我们的母亲曾受过考古学训练，她揭露了一张腐败网络，该网络牵涉重大跨国交易、护照出售以及一个复杂的全球洗钱行动。她顺着线索追查，直至触及马耳他政府的核心。
结果并非她所预期。随之而来的不是辞职，而是报复。马耳他在四年民粹主义统治中仍得以留存的机构独立空间被压制。而我们的母亲，这位令成千上万人（包括法官和执法人员）心怀希望与勇气的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处决。
她所揭露的人仍担任公职，而为她的谋杀案争取正义的人则在公开场合遭到袭击。在一个制度形同虚设的国家，她通过揭露权贵的卑劣行径，门面，我们母亲的工作引发了一场置她于死地的反弹，目前仍在抑制该国的公共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2018年马耳他在欧洲新闻自由排名中跌幅最大，而欧洲地区本身经历了全球最快的下滑。该国也在民主排名和法治指标上下滑，并且在仇恨言论方面居于首位。
当然，全球化犯罪和腐败的影响并不限于马耳他和欧洲。为此，调查记者已在全球网络中联合起来，例如达芙妮项目。而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充分表明，调查性新闻报道在促成更高透明度、削弱犯罪网络以及提高政治腐败实施者的代价方面，能够发挥多么有效的作用。
然而，尽管记者日益跨境合作，各国执法机构在打击犯罪和腐败方面仍在追赶之中。因此，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影响因国家和时期而差异很大。在执法机构独立于中央政府和私人利益、且公众能够通过积极回应的政治机构有效表达不满的国家，调查性报道能够对预防腐败和国家俘获产生即时影响。
但在缺乏根除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意愿或能力、且公众过于两极分化而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其敌人的国家，迫使透明和问责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在这些地方，记者仍不断成为攻击目标——其危险后果既波及当地社区，也波及全球经济。
当记者遭受攻击时，通常意味着其所在社会已严重腐败，其主要执法机构和民主制衡机制已遭到根本性破坏。这使调查记者成为法治与违法者之间的最后屏障，并使其工作既更加危险，也效果更差。
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带来了Moneyland，这是一个为有组织犯罪分子和窃取国家财富的统治者提供的广阔乐园，它将马耳他等较弱的司法管辖区吸纳进黑钱的服务之中。对此的正确回应不是退回国界之内，而是创建一个新的全球实体，专门应对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跨国性质。首先，执法机构可以向新闻业学习，更加迫切地发展有组织犯罪早已臻于完善的可信网络模式。
随着世界似乎步入全球化的新阶段，我们决不能让新的机遇被延伸到全球犯罪和腐败之中。否则，我们的共同未来将属于黑钱、虚假信息以及那种夺走我国最杰出记者生命的分裂力量所组成的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