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间,美国成年人肥胖率已急剧升至流行病的程度,2012年达到35%(Ogden et al. 2014)。体重指数(以千克体重除以身高平方的米数计算)达到或超过30即定义为肥胖,肥胖与心脏病、糖尿病和中风等慢性疾病相关(Sturm 2002)。肥胖每年的估计成本包括11.2万例死亡和19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Flegal et al. 2005,Cawley and Meyerhoefer 2012)。
肥胖率的急剧上升引发了一个问题:经济激励能否解释这一趋势。此前的研究已考察了价格更低、更易获得的食品、与身体活动相关的变量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1 然而,此前大多数研究一次只关注一个或少数几个因素,忽略了可能导致这一趋势的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既往文献可能高估了某些因素的贡献,而且很难在避免大量重复计算的同时推断经济激励的综合效应。
Chou et al. (2004) 首次尝试构建了包含多种经济因素的肥胖综合经济模型。他们使用1984至1999年的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数据,并结合各州食品杂货、餐馆餐食、香烟和酒类的价格,以及餐厅密度和清洁室内空气法规。在控制个人人口特征和州固定效应的模型中,这些州级经济因素基本上解释了该时期体质指数和肥胖率的全部增长。然而,Chou et al. (2004) 并未以任何方式控制时间因素,这可能因体重的强劲上升趋势而引入偏差。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将被认为影响肥胖率上升的各类经济因素纳入单一模型(Courtemanche et al. 2015)。我们将州级层面的27项经济因素信息,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1990至2010年各轮次中290万人的数据相匹配。随后,我们在控制人口特征、州和年份影响的同时,估计这些经济因素对体重的影响。该分析本质上是一场“统计赛马”,旨在考察当所有变量被同时考虑时,每个变量能够解释肥胖趋势的程度。
哪些因素应为肥胖负责?
经济激励的变化似乎在体质指数上升趋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27项经济变量共同解释了体质指数上升的37%、肥胖率上升的43%,以及II/III级(重度)肥胖率上升的59%(即体质指数等于或超过35)。考虑到该阈值上的死亡风险增加(Flegal et al. 2013),经济因素对重度肥胖上升的更大影响尤为重要。换言之,在肥胖的较高阈值上,经济激励对体质指数的影响更大,而此时体重增加对健康造成的危害会比在较低阈值上更大。
在这27项经济因素中,有两项的影响最为突出。第一项是人均餐厅数量的增加,分别解释了体质指数、肥胖率和重度肥胖率增长的12%、14%和23%。餐厅食品供应的增加很可能促使人们以相对不健康的餐厅餐食替代自制餐食。此外,快餐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当我们将餐厅变量拆分为快餐店和全服务型餐厅时,发现两类餐厅的影响相似。
第二大促成因素是人均大型超市和仓储式会员店数量的增加,分别占体质指数、肥胖率和重度肥胖率增长的17%、16%和24%。超市变量综合了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Walmart Supercenters)与仓储式会员店连锁好市多(Costco)、山姆会员店(Sam's Club)和BJ's Wholesale Club。这些商店影响肥胖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它们以相对于传统杂货店约20%的折扣价格出售食品。另一种解释是,在仓储式会员店大量购买食品可能导致过量进食。然而,在对超市变量进行分解后发现,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的影响与仓储式会员店大致相同。由于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以传统包装规格出售食品,大量购买作为主要解释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这一分析表明,与食品消费成本相关的变量(尤其是超级购物中心/仓储式会员店的扩张以及餐厅数量的增加),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肥胖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这些影响的来源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此前已讨论过的一种可能性是,它们降低了食品价格,尤其是高能量食品和餐厅餐食的价格,从而使效用最大化的体重水平有所上升。另一种解释是,超级购物中心/仓储式会员店和餐厅的扩张因这类食品更易获得而降低了时间成本。若与时间不一致偏好(即无法坚持执行先前制定的计划)相结合,这可能导致体重增长超出效用最大化水平。与此相符的是,我们发现超级购物中心/仓储式会员店的密度与减重尝试的增加相关,这可能反映了饮食失误。
尽管餐厅、超级购物中心和仓储式会员店似乎在肥胖率上升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对社会有害。这些企业带来的食品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的提升,无疑为消费者带来了实质性益处。然而,这种进步是有代价的。未来研究应探讨餐厅和大型超市助长肥胖的原因,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适当且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Cawley, J 和 J Meyerhoefer(2012),“肥胖的医疗护理成本:工具变量方法”,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31: 219-230。
Chou, S, M Grossman, M 和 H Saffer(2004),“成人肥胖的经济学分析:基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结果”,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3: 565-587。
Courtemanche, C J , J C Pinkston, C J Ruhm, 和 G L Wehby(2015),“经济因素的变化能否解释肥胖率的上升?”,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工作论文第20892号,一月。
Courtemanche, C J, G Heutel 和 P McAlvanah(2014),“缺乏耐心、激励与肥胖,”Economic Journal,即将发表。
Dunn, R(2010),“肥胖与快餐可及性:按性别、种族/族裔和居住地点的分析,”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2: 1149-1164。
Flegal, K, B Graubard, D Williamson 和 M Gail(2005),“与体重不足、超重和肥胖相关的超额死亡”,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3: 1861-1867。
Flegal, K, B Kit, H Orpana, 和 B Graubard(2013),“使用标准体质指数分类的超重和肥胖与全因死亡率的关联: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09: 71-82。
Hausman, J 和 E Leibtag(2007),“购物网点竞争加剧带来的消费者收益:衡量Wal-Mart的影响”,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2: 1157-1177。
Lakdawalla, D, T Philipson 和 J Bhattacharya(2005),“促进福利的技术变革与肥胖增长”,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 253-257。
Ogden, C L, M D Carroll, B K Kit, 和 K M Flegal(2014),“2011-2012年美国儿童和成人肥胖患病率”,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1(8): 806-814,二月。
Sturm, R(2002),“肥胖、吸烟和饮酒对医疗问题与费用的影响”,Health Affairs 21: 245-253。
Zhao, Z 和 R Kaestner(2010),“城市蔓延对肥胖的影响”,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9: 779-787。
脚注
1 仅列举几例:Courtemanche et al.(2014)考察了食品杂货价格,Dunn(2010)考察了获取餐厅的便利性,Zhou and Kaestner(2010)研究了城市蔓延的影响,Lakdawalla et al.(2005)讨论了工作的久坐性质。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刊发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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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arles Courtemanche 是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安德鲁·杨政策研究学院(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的经济学助理教授。Josh Pinkston 是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经济学助理教授。Christopher J. Ruhm 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学术事务副院长,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
图片:一名超重女性坐在椅子上。REUTERS/Lucas Jack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