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黯淡，亚洲今年仍有望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
该地区的韧性源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稳步增长与转型，并且在电子商务领域引领全球。
随着区域内贸易网络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以及对技术的投入增加，“亚洲世纪”似乎即将回归。
21世纪初，中国、印度和亚洲的崛起激发了人们对一个“亚洲世纪”的想象，即世界围绕该地区新兴经济强国运转的繁荣时代。
二十年后，这一概念似乎已失去光彩。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给亚洲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蒙上了阴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全球平均GDP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2.9%降至2024年的2.7%，同时估计OECD成员国2024年的增长率为1.4%，2025年为1.8%。
尽管贸易、旅行和消费已从新冠疫情中反弹，但在金融状况紧张、监管环境收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际冲突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前景仍偏向下行。
在亚洲内部，中国经济放缓、其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脱钩”，以及台湾和南海的战争风险，进一步抑制了该地区的前景。
亚洲仍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
尽管面临上述种种挑战，亚洲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全球经济的引擎。
尽管面临诸多国内问题，预计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仍将分别达到6%和5%。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印度尼西亚，预计将实现5.2%的增长。在中东，预计沙特阿拉伯2025年的增长率为4.7%。
日本经历了数十年的低迷后已经觉醒，其价格增长速度为30多年来最快。事实上，尽管存在人口萎缩等一些固有的人口问题，摩根士丹利及沃伦·巴菲特等其他投资者看好日本，并认为该国已“令人信服地走出了三十年的经济停滞”。
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亚洲整体将在来年贡献全球实际GDP增长的60%。
随着消费阶层壮大，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亚洲的韧性源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稳步增长与转型。例如，该地区在电子商务领域引领全球，新兴数字平台如Temu、Lazada、Shopee和Tokopedia便是例证。
该行业的繁荣与亚洲消费阶层的壮大同步出现。2024年，超过50%的亚洲人将属于中产阶级或以上。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将属于中下产阶级，但其消费追求，以及经济低迷时期消费者对廉价商品的偏好，共同解释了这些电子商务平台的成功。
此外，东南亚新兴数字平台的兴起将使区域供应链网络倍增并趋于多元化。电子商务的兴起也有助于深化亚洲的数字金融互联互通。
微信支付、支付宝、Kakao Pay和Grab Pay等移动支付平台的跨境使用，以及数字货币（如数字人民币和e-Rupee）的推出，将进一步促进跨境旅游、区域内贸易和区域一体化。
对高科技产业的重大投资
尽管初级产品和低科技产品仍在区域价值链中占据很大比重，但亚洲主要区域经济体正积极投资东南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面对美国的出口限制，中国已转向新加坡作为芯片制造设备的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Hana Micron也在寻求通过在新加坡和越南建设芯片工厂，将生产业务扩展至东南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已吸引了来自比亚迪、本田、丰田、现代等公司的投资，正在成为电动汽车制造的区域中心。
中国与西方的脱钩以及生产多元化，客观上推动了区域产业升级，促进了更加分散却更加密集的生产网络的发展。
这反过来将巩固亚洲作为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的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2022年亚洲的FDI约占全球流入量的一半，金额约为6620亿美元。《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2022年亚洲的FDI约占全球流入量的一半，金额约为6620亿美元。
亚洲自由贸易协定RCEP的益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资本、技术、商品和服务在亚洲内部的流动。
RCEP覆盖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并在未来二十年内逐步扩大对15个或更多国家的市场准入，通过将现有贸易和投资协定整合为统一而全面的框架，解决了东亚的“面条碗效应”“面条碗效应”问题。
这一大型贸易协定为中日韩三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自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汇聚了这三个重要参与方。
鉴于三边外长会议于今年11月在疫情后首次举行，人们高度期待能够进一步取得外交和经济上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RCEP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其他区域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共同体，有助于弥合发达亚洲与发展中亚洲之间的差距。
凭借灵活的加入和参与安排，它使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获益。
外交与灵活性是未来增长的关键
随着世界从单极向多极转变，亚洲出现了由西方和非西方主导的政治秩序以及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
由于这些体系的价值观、规范和规则并不总是相互兼容，战略模糊性和灵活性变得必不可少。未来的共存将要求区域行为体运用战略模糊性和灵活性，在不同的秩序和体系之间周旋。
幸运的是，战略模糊性和灵活性对亚洲国家而言早已十分熟悉，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便是“东盟方式”，其特点是尊重不同的价值体系、非正式外交以及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
未来，任何能够保持最高水平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行为体，都将引领亚洲区域主义的下一阶段——这一阶段将兼具多元性与包容性，既非正式又具持久性。
与多个相互竞争的秩序保持联系的国家，将在维护国际稳定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使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威胁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
香港、首尔、孟买以及城市国家新加坡等全球城市，不仅将继续作为高附加值服务的区域枢纽，还将充当能够连接不同体系、同时缓和彼此紧张关系的“多功能插头/旅行转换器”。
在这个曾经界定过去几个世纪的稳固霸权已不复存在的世界中，借用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我们正目睹许多“病态征兆”出现于这一“空位期”之中，即“旧的（秩序）正在消亡，而新的秩序尚无法诞生”。
尽管如此，亚洲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以及对创新和技术的持续投资，将进一步增强该地区的韧性和长期经济潜力。这有望迎来一个更加多边、复杂和错综的世界，其由权力关系的微妙平衡所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