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千年目标报告》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
“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正被落在后面。我们需要伸出援手，把他们拉上我们的救生艇。”
这种观点经常听到。然而，另一些观察者讲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故事。他们引用“水涨船高”之类的格言，或者指出证据表明，贫困人口正“从底层突破”（Radelet 2015）。
我们能否理解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以及这个重要问题？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首选的方法，是以某种方式统计贫困人口。人们可以追踪生活在某条刻意设得很低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或者采用一种更复杂的指标，对更贫困的人赋予更高权重。我将其称为统计法。该方法的理论基础见于贫困测量文献，其中提出了各种公理。
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太支持潘基文的观点。按照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困线衡量，近几十年来，采用统计法所得的证据显示，发展中世界绝对贫困的发生率和深度都在下降（Chen and Ravallion 2010, Ravallion and Chen 2013）。如果过去运用统计法时采用的贫困门槛过高，因而漏掉了最贫困的人，那么潘基文的观点仍可能是正确的。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一部分可称为“极端贫困人口”。原则上，减贫进展可以主要通过帮助接近贫困线的人脱贫来实现，而极端贫困人口几乎没有获益。
消费底线
但我在一篇新论文中发现，情况并非如此（Ravallion 2014a）。我利用1981—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住户调查结果，发现按照统计法衡量，极端贫困状况取得了显著进展；事实上，无论按时间还是按国家计算，$1.25或$2.00每日贫困率下降的差异，大部分都可以归因于每日生活费低于$0.87、甚至低于$0.77的人群取得的进展。在这30年间，分布呈现一阶优势，这意味着按照统计法，无论采用哪条贫困线或哪种可加总指标，绝对贫困都明确减少。按照这一版本的统计法，最贫困人口整体并未被落下。
统计法并非判断最贫困人口是否得到帮助的唯一方式，尽管它一直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主要采用的方法。如果整体经济进步没有“落下最贫困人口”，那么它最终就必须提高社会中永久消费水平分布的下限。这个下限可称为消费底线。考虑到基础代谢所需的营养，人类生理学使存在一个正值底线的观点显得合理。这可称为“生物学底线”。然而在实践中，实际消费底线可能高于生物学底线。私人社会交往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高于生物学最低水平的消费底线，也可能源于政策支持的最低收入。
图1。 贫困人数同等减少，但对最贫困人口的影响不同
图1展示了这一视角与统计法之间的差异。每个面板都给出两个累积分布函数（CDF）。每种情况下，上方的CDF代表初始状态，下方的CDF代表之后某一时点。(a)和(b)面板中贫困发生率的降幅（可以针对极端贫困线）相近。
在面板(a)中，统计法或许可以合理地认为，许多最贫困人口已经得到帮助，即使底线没有提高，因此仍有人生活在同样极低的水平。
在面板(b)中，贫困率同样下降，但底线也随之提高——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最贫困的人被落下。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底线是否提高来评判进展，这一理念并未纳入统计法所用的任何标准贫困指标。消费底线的概念在概念上有别于现有贫困线。自然，任何贫困线都旨在反映特定社会中“贫困”的含义，同时承认（可能有很多）人生活在该水平以下。贫困线是规范性概念，而消费底线是实证性概念。
标准贫困指标也未必体现提高底线方面的任何进展。尽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更高的消费底线会自动降低任何满足单调性公理的消费贫困指标，但贫困测量的标准公理中，没有一项明确赋予底线水平权重。这至少部分源于识别底线的困难。这无疑是当前发展指标“仪表盘”中的一个缺口。
关注底线也能从相关文献中获得支持，不过这类文献大多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一个重要的道德哲学流派主张，应依据社会提升最弱势群体福祉的能力来评判社会进步，这一主张遵循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71）提出的正义原则。按照这一观点，更高的底线（如图1b所示）不仅更可取，而且是分配正义的主要标准（同时还须遵循罗尔斯所指出的其他自由标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最大最小化”（使最低福祉水平最大化），但罗尔斯坚持认为，在界定“最弱势群体”时，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平均。我将评估社会进步时关注最贫困阶层预期福祉的理念称为罗尔斯式方法。
虽然经济学家并不青睐将提高消费底线的成效作为社会进步指标的罗尔斯式方法，但这一理念在发展和社会政策思想中根深蒂固。如今，这种方法的各种版本仍在政策讨论中广泛存在。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48年（甘地遇刺前不久）：有人问圣雄甘地：“我如何知道自己所作的决定是我能作出的最佳决定？”他回答：
“我送你一句箴言。每当你心存疑虑，或自我占据你太多心思时，就用以下方法检验。想起你见过的最贫困、最弱小之人的面容，然后问问自己，你正在考虑采取的步骤对他是否有用。他会因此有所获益吗？”
65年后，在联合国发起的一份关于设定新发展目标的报告中，甘地这句箴言的精神以（略显枯燥的）措辞再次得到呼应。报告指出：
“追踪这些目标的指标应按群体细分，以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只有当所有相关收入群体和社会群体都达到目标时，才应视为‘实现’目标。”（UN 2013，执行摘要；着重为作者所加）
Watkins（2013）在联合国报告中赞同这一观点，并明确提及甘地的箴言，认为“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指南，很难有比这更好的了。”
评估最贫困人口的进展
估算消费底线水平是一项艰巨任务。我提出了两种估算消费底线的方法，二者都可以使用现成的数据来源来实施（Ravallion, 2014a）。这两种方法都使用贫困国家国家贫困线的数据，但除此之外，它们采用的假设截然不同。
第一种方法旨在确定一个预期消费底线，适用于按贫困国家标准被认定为绝对贫困的人群。直接测量现有数据中观察到的最低消费水平并不明智。这一数值很可能受到较大的测量误差影响，也可能受到消费或收入中特有的暂时性因素影响。呼应罗尔斯的思想，更合理的做法是对一群观察到的消费水平较低的人形成预期。假定观察到的最低消费水平处于底线的概率最高，但该概率小于1。随着消费高于观察到的最低值，这一概率线性下降，直至某个临界点；超过该点后，成为最贫困人口的概率为零。
第二种方法假设，国家贫困线由预期消费底线加上一个相对部分构成，后者与该国实际平均消费成正比。
两种量化底线水平的方法都表明，如今消费底线约为每日$1.25国际贫困线的一半。这可能接近每日生活费约为$1.25的人群购买必需食品的消费水平。
我的主要实证发现是，统计法显示最贫困人口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罗尔斯式方法却没有显示出这一点。贫困人口中收益的分布意味着，过去30年里，消费底线的预期值几乎没有提高。图2给出了发展中世界整体估算水平随时间的变化。显然，尽管总体平均消费取得了进展（且自2000年以来增速加快），底线却几乎没有提高。
图2。 发展中世界的平均消费
图3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这一问题。这里，我给出了1981—2011年发展中世界按百分位划分的消费绝对增幅。与底线缺乏进展一致，我们看到，最贫困人群的增幅接近于零，但随后逐渐升至相当高的水平。这也符合我们对发展中世界绝对不平等加剧的认识；相关内容见Ravallion（2014）。
尽管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最贫困人口也没有被落下，但按照发展中国家标准被视为贫困者中，生活水平最低者的预期值提升甚微。
图3。 1981—2011年按百分位划分的绝对增幅
结语
先预想一种回应：有人或许会认为，只要生活在底线附近的人变少，提高底线的进展就是次要问题。这一观点隐含在用于评估减贫进展的传统统计方法中。然而，若有人注意到，长期以来，在发展水平迥异的国家中，社会政策常常声称其目标是确保最低生活水平高于仅维持生存所需的生物学消费底线，那么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肯定应当停下来思考。由累进所得税资助的负所得税方案以及（形式上等同的）基本收入保障方案，旨在将社会消费底线提高到生物学最低水平之上。这类努力并不局限于富裕国家；事实上，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反贫困项目（分别在中国和印度）都旨在提高底线。
只关注某个社会的底线水平或许确实不妥，但可以承认，底线本身具有规范意义，这一意义独立于减少生活在底线附近人口数量方面取得的成就。这里的论点并非减贫进展应仅依据消费底线水平来评判，而只是说不应忽视后者。
这项新研究在展示统计法与罗尔斯式方法之间差异的同时，也阐明了消费底线这一理念如何可被解释为对标准贫困指标的转换。这使得利用现成数据来源监测提高世界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进展，可以直接实现。因此，我们很容易利用现有数据来源监测确保无人掉队方面取得的成效。
参考文献
Chen, S, and M Ravallion (2010), “发展中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贫困，但在抗击贫困方面并未逊色,”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4): 1577-1625。
Gandhi, M (1958), The Last Phase, Volume II,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Radelet, S (2015), The Great Surge: The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imon & Schuster。
Ravallion, M (2014a), “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是否被落下？” NBER Working Paper, 20791。
Ravallion, M (2014b), “发展中世界的收入不平等,” Science 344, 851-5。
Ravallion, M, and S Chen (2013), “在绝对贫困程度较低的世界里，相对贫困人口更多,”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9(1): 1-28。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N (2013),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United Nations。
Watkins, K (2013), “不让任何人掉队：后2015目标的公平议程,”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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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rtin Ravallion 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
图片：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