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和东南亚海域中日益频繁发生的死亡与苦难场景，让人们重新关注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迁徙。是时候接受这一现实：就像许多移民穿越的海洋波涛一样，人类迁徙的潮起潮落无法阻止。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以理解和同情来管理移民。
如今，约有2.5亿移民在世界各地生活和工作，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里，肯定还会有更多人加入他们。我们必须制定政策，以有利于移民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方式管理人口流动。当然，我们还必须确保移民自身的福祉。这需要从四个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目的地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在欧洲、非洲、美洲、亚洲还是大洋洲——都不应对那些走投无路、处境悲惨的人视而不见。对许多民选官员而言，移民问题带来了复杂的政治两难：如何协调本国公民的诉求与移民的利益。他们必须鼓起勇气，为人道的移民政策阐明理由。
然而，移民往往被当作替罪羊。诚然，移民必须同意适应定居国的文化和习俗。但目的地国家的公众也必须承认，新来者能够在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移民填补关键技能缺口，承担他人无法或不愿从事的工作，并在一国劳动力老龄化或规模缩减时补充劳动力。据总部位于慕尼黑的经济研究所估计，仅德国到2035年就需要3200万移民，才能维持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适当平衡。
其次，我们需要确保选择向原籍国汇款的移民能够以尽可能简便、低廉的方式汇款。2014年，移民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款项估计达4360亿美元，远远超过国际社会每年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金融中介机构平均会抽走移民寄回家中款项的9%，而这些钱都是他们辛苦挣来的。降低中介机构所占份额，将增加移民家人的收入，扩大这些国家的经济机会，帮助减少贫困，并进而促进全球稳定。
第三，我们必须为移民系统提供必要资源，以便快速、公平、公开地处理庇护申请，从而保护难民并安全地安置他们。例如，欧洲国家需要制定机制，共同分担涌入的移民。发达国家有时错误地认为，人们要求它们照料数量不成比例的寻求更好生活者。实际上，70%的难民在发展中国家寻求保护。以黎巴嫩为例，该国总人口为450万。到今年年底，该国很可能收容近200万难民；他们因邻国叙利亚及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而被迫离家。
今天迁徙的人们，和曾经促使数百万欧洲人离开祖国的原因如出一辙。他们逃离贫困、战争或压迫，或是在新土地上寻求更好的生活。此外，如今许多移民——例如涌入黎巴嫩（和约旦）的人们——依据《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其后续的《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享有合法的庇护请求权。当潜在难民被近海屏障阻拦、在不良条件下被过度拘留，或因限制性法律解释而被拒绝入境时，国际法提供的保护便会丧失。
最后，拦截行动应针对人口贩运者，而非他们剥削的对象。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让移民进一步转入地下，也不要给那些利用移民绝望处境牟取骇人暴利的犯罪团伙创造更多机会。
这并不是呼吁不受限制的移民。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阻止移民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并给人的生命带来灾难性后果——无论是人们在地中海和安达曼海沉船中丧生，还是在南非、印度或其他地方遭受仇外暴力威胁。
筑起更高的围墙不可能是答案。只有让最贫困、最脆弱的人摆脱他们目前正在逃离的困境，移民才会停止。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我记得，当时欧洲的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学者团结起来，支持逃离越南的船民。今天，世界也有道义责任以同样的方式携手行动。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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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菲·A·安南，联合国前秘书长， 科菲·安南基金会
图片：2015年2月16日，在西西里岛波扎洛港，移民使用过的救生衣被遗留在两艘木筏上。路透社，亚历山德罗·比安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