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可以从中国的数据隐私保护中学到什么

An employee uses a money-counting machine as she serves a customer inside a mobile-phone care centre in Nairobi.
An employee uses a money-counting machine as she serves a customer inside a mobile-phone care centre in Nairobi.Image: REUTERS/Thomas Muk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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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领来自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的15名企业家前往中国科技重镇考察学习之后,他们一致惊叹的一点是中国在数据运用方面的能力。在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巨头蚂蚁金服,他们利用大数据来管理动态信用风险并降低贷款逾期率。在被称为“Uber杀手”的中国滴滴出行,他们利用预测算法来帮助预判交通拥堵并为司机重新规划路线,以缓解交通拥堵。大数据不仅在逐步提升科技公司的效率,还切实改善了用户的生活。

在整个非洲,发展成本高昂而效率本就低下,因此利用大数据的力量应当成为优先事项。这种知识和技术转移可以立即在中国与尼日利亚、加纳和肯尼亚等较发达的非洲国家之间实施。尽管大数据的前期成本可能较高,其中部分成本可借助中国的专业经验予以降低,但其应用会产生深远的连锁效应。

总体而言,非洲的数据匮乏,更不用说运用数据的专业知识。在中国科技蓬勃发展之初,挑战并不在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恰恰相反,中国拥有过多的数据,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可靠。此后,阿里巴巴等企业不仅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数据,还实际运用大数据来侦测曾经助长的欺诈行为本身。

“无法衡量,就无法管理”这一说法常被归于统计学家和质量控制专家W. 爱德华兹·戴明。对于非洲而言,这一点从未像现在这样贴切,因为在非洲经济迅猛增长的下一阶段,资源的高效配置将起到关键作用。首先,非洲大陆需要提升数据收集能力,这可能体现为消费者接触点增加、数据互操作性提升以及基础设施更加精准。其次,围绕大数据应用培养专业能力将是一项可以应对但颇为艰巨的挑战。

鉴于当前的手机普及率,以及因特克诺(Tecno)等中国经销商推动智能手机使用量不断增长,可供收集的消费者数据维度正在增加。这些元数据数量已然庞大,需要在不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技术运营商之间实现共享。地理空间影像是另一个领域,其中实体基础设施正在增长,但要充分利用不断增长的数据量,数字基础设施也需同步跟进。

Image: 来源:On Africa

非洲数据生态系统

非洲的农业、医疗以及供应链等最核心的行业中,往往存在错位或沟通滞后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大数据驱动的数据化、实时决策来加以解决。中国在这一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寻乌县等县级政府利用地理空间影像告知农民何时收获。在乌干达,此类项目已在推进中,并且它们完全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更快地搭建原型系统。

在中国,大数据在医疗领域不仅有助于制定明智的战略性卫生规划,还能用于识别普通人群中的疾病趋势和治疗成功率。在非洲农村地区许多医生短缺的地区,基于大数据构建的预测分析或许能够辅助诊断。

在非洲国家,资源配置与管理往往是一个问题,从农业投入品到Jumia的代发包裹,无所不包,因此由大数据驱动的实时决策可以逐步改变这些供应链。凭借其19.89亿美元的电子商务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大数据与物流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这些经验可应用于非洲的某些挑战,例如货运和库存管理。

人们经常对非洲12亿人口与中国13亿人口进行比较,但这种比较并不准确,主要问题在于人口构成。非洲的54个国家意味着语言、操作系统、金融体系以及生活中其他所有可以想象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尽管有时存在一些区域合作,但由于这种分散性,科技公司很难在整个非洲范围内扩大规模。因此,不仅应倡导一体化,更应推动真正的互操作性。这使数据能够双向流动,从而催生多边的商业应用与商业案例。借助更加无缝的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性,这些实体和文化上的鸿沟可以得到更轻松的弥合。

随着非洲大陆不断发展,其产生的数据也迅速变得更加复杂。通过更有效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与处理,形成可执行的洞察,政府和大型组织能够在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安全等影响深远的经济领域中提升人口红利。由此,数据可以带来连锁性的经济影响,并促进资源的更高效配置。

本土数据隐私法律的必要性

由于与欧洲投资者、客户、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的既有联系,2018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强制实施时,许多非洲企业纷纷匆忙争取合规。对于对其数据有特定需求、标准和态度的欧洲客户而言,这或许有其相关性,但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GDPR被视为一项不必要的严苛政策,既昂贵又难以遵守。

另一方面,若要探讨中国的数据隐私问题,我们必须从隐私本身谈起。中国对隐私的定义和认知与世界其他地区大不相同。尽管中国正处于建立数据保护监管体系的早期阶段,但事实是中国在数据和隐私规范方面的文化态度,明显比西方更为宽松。

就非洲的数据隐私而言,制定鼓励创新的更广泛政策,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数据密集型发展领域,总体上将比严格的数据隐私法律带来更大的净收益。这些超严格的数据隐私法律非但没有赋予个人对自身数据的自主权,反而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利用数据进行创新。事实上,据观察,较发达的非洲国家中的许多数据隐私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而是行为问题,因此此类立法未必能够有效解决隐私关切。

与其他技术立法一样,数据隐私法律应当循序渐进地制定,先在沙盒中进行测试,然后分阶段推广。这十分复杂。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数字规范与消费者的真实关切之间必须保持动态平衡。然而,由于欧洲立法在非洲的影响,GDPR以一种颠覆性且在许多方面极具压制性的浪潮进入了非洲大陆。在过去一年中,非洲各国纷纷争相制定自己的数据隐私法案,从《2018年肯尼亚数据保护法》到尼日利亚较新的《2019年数据保护条例》。

肯尼亚等国的大多数成长型企业都未能从容应对这些变化,没有花时间真正理解这些政策的含义,而是急于合规。另一个问题在于,执行这些规则需要相应的治理能力,以及监督企业行为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有人担心非洲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但只要非洲立法者制定的法律符合本国的发展状况,这就不会成为问题。

非洲应当避免照搬外国的数据隐私政策,而应使各国政府能够根据本国的发展阶段、执法资源和文化背景进行调整,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循序渐进立法的理由十分明确:成本不仅可能扼杀非洲的创新,毫无保留地采用另一大陆的标准,还可能使非洲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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