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已实现约四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但一个强大的增长动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城市化。如今，城市作为活力与繁荣增长引擎的潜力，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关注。
中国已实现约四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一个强大的增长动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城市化。如今，特大城市作为活力与繁荣增长引擎的潜力，终于获得了应有的高层关注。
过去十年，中国一直致力于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制造业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向以创新为主导、附加值更高，并以生产率强劲提升为支撑的增长模式。城市化对于推动这一转型至关重要，尤其是能够带来规模经济。
目前，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只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化地区，永久居住在特大城市的人口不到10%。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大都市区——的增长长期受到僵化的国家行政区划和规划机构的严重制约。事实上，在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大城市在积累生产性资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展现创业精神方面，往往不如较小的城市成功；后者大多避开了这些限制。
20世纪90年代，小城市昆山成为中国领先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广东省的小城市——包括东莞、惠州、顺德和中山——通过融入全球供应链，在把中国打造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较小城市的成功值得称道，但中国未来提升生产率、进而推动GDP增长的最大潜力，仍在于特大城市。目前，中国只有四座“一级”城市（人口超过2,000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这个数量并不多。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特大城市在人口规模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已达到上限。此外，中国还有许多充满活力的二线城市——如成都、天津、杭州、武汉和苏州——只要获得机会，就有能力跻身一线城市。
为了充分释放中国城市的潜力，政府需要更加灵活应变，尤其是在对城市土地开发比例进行严格管控方面，这种管控向来以严苛著称。具体而言，中国必须废除土地配额制度；该制度不仅限制城市为未来生产率增长开发土地的数量，还将不成比例的大量土地分配给工厂。否则，城市化将继续推高本已高企的住房成本，却无法以足够高的效率推动持续增长与发展。
好消息是，地方政府已经在与中央政府合作，缓解甚至消除现有的行政限制。在中国，城市按行政区划划定的边界同时涵盖城市和农村辖区，后者称为“县”，主要从事农业。例如，上海6,340平方公里（2,448平方英里）的行政辖区中，约有一半是农村地区。
地方政府目前正在推行所谓的“县改区”，以便将城市辖区扩展到农村辖区。这些举措得到中央政府的广泛支持，将有助于增加住房建设以及工商业扩张。
推动中国转向以城市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另一项策略是扩大城市群的作用，利用一线城市的优势带动欠发达地区增长。从经济角度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无疑是最重要的城市集聚区，它们涵盖广州、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有望通过规模经济和互补效应带来更大的未来生产率提升。
中国领导层也已意识到这一点。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了一项发展城市群的计划，范围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九座城市，包括广州和深圳，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2010年至2016年，大湾区年度GDP从5.42万亿元人民币（820亿美元）跃升至9.35万亿元人民币（1.4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东京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城市经济体。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增长迅速，其GDP人均还不到东京的一半，这表明其潜力远未耗尽。
此外，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关注以杭州湾为中心的第二个大湾区。由于它与长江三角洲重叠，这一湾区有望大大促进该繁荣地区的一体化。这个城市群可能涵盖沿海特大城市上海，以及浙江和江苏两省约十座其他重要城市。它将包括世界级港口，例如宁波舟山港（按货物吨位计算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还将覆盖中国现有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的两个。最终形成的湾区规模可与旧金山和东京相媲美。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前所未有。但中国尚未完成向富裕国家行列的迈进。在推动经济升级、使其更加以知识为基础、由技术驱动的同时，中国再次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挖掘特大城市潜力的努力，正是这一点的最佳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