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一个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对大不列颠本岛而言并非新鲜事。公元409年，距罗马征服已超过350年（公元43年），该岛脱离了罗马帝国的控制。与当今的英国脱欧相似，这一脱离过程及其在5世纪初对不列颠居民的实际影响至今仍不甚明确。
与英国和布鲁塞尔的关系一样，不列颠对罗马而言一直是福祸参半。约公元415年，圣杰罗姆称该岛为“盛产暴君”（即篡位者），晚期罗马作家记载了不列颠接连不断的叛乱，通常由军队煽动，而其中许多士兵本就出生于该行省。
约公元407年，最后一位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离开不列颠，并带走了残余的军队。晚期罗马作家佐西穆斯随后写道，巴巴里安入侵者的压力迫使不列颠人摆脱罗马统治，生活在“不再受罗马法律约束，而是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这句话定能让每一位英国脱欧支持者心头一暖。
这一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409年，似乎标志着罗马在不列颠统治的终结。除了少数前往欧陆与君士坦丁三世并肩作战的士兵，岛上已无“罗马人”留存。罗马不列颠的终结，与当今拟议中的英国脱欧一样，实质上是与一个遥远行政机构之间关系的改变。然而，这一变化究竟如何影响了岛上居民？又带来了什么后果？
罗马生活的消逝
5世纪前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我们与罗马生活相联系的事物竟以如此显而易见的速度消失。
货币的使用似乎最先消失。货币向来由罗马供应，用于处理罗马政府关心的事务，例如支付军饷。最后一批大量运往不列颠的货币止于公元402年。货币使用可能在此后数年仍在部分地区延续，使用的是旧币，但并未有任何真正尝试引入本地仿制品或替代品（这在其他地方有时确有发生）。这表明当时对零钱并无需求，人们也不再信任贱金属货币的价值。
工业陶器制造（在四世纪曾广泛存在）也约在公元420年前消失，而部分在4世纪曾达到极尽奢华程度的别墅，则被弃置而不再作为奢华住所。城镇此前已发生巨变，纪念性公共建筑自3世纪起便常被弃置，但城市生活的迹象约在公元42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哈德良长城的要塞饱受6世纪作家吉尔达斯所称之为“令人憎恶的苏格兰人与皮克特人的群众”的侵扰，似乎已从罗马驻军转变为地方首领与民兵的据点。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变化比我所描述的更为渐进，戏剧性也更弱。同样，我们自己对于何者属于或不属于“罗马”的看法，可能与5世纪生活者的看法并不一致。“罗马”的概念与今天的“英国身份”一样复杂。同样明显的是，许多地中海罗马生活的面向，如城镇与纪念性建筑，在不列颠从未像在帝国其他地方那样真正兴盛，而我们视为“罗马”的许多事物，在不列颠大部分地区也从未引起太多热情。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相当肯定，人们很快便对硬币、马赛克、别墅、城镇和餐具等事物失去了兴趣。
随后发生了什么
尽管巴巴里安入侵等外部力量常被归咎为罗马不列颠的终结负责，但答案的一部分可能在于居住在不列颠的人们看待自身方式的改变。5世纪时，不列颠已不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新的服饰、建筑、陶器与葬俗迅速出现，尤其是在不列颠东部。这或许部分与来自北海彼岸的“日耳曼”移民的到来有关，他们的影响曾被吉尔达斯等作家大加哀叹。然而，这一变化范围十分广泛，现有人口也必然同样接受了这些新事物。
矛盾的是，在不列颠西部，如Tintagel等地，那些从未对地中海生活表现出多少兴趣的人，在5至6世纪开始以更具“罗马”色彩的方式行事。他们在石头上使用铭文，并进口葡萄酒、餐具（以及大概还有丝绸等易腐商品），这些物品均来自东地中海。对这些人而言，“成为罗马人”（或许与基督教相关）获得了新的重要性，成为其与东方人相区别的一种方式，而他们将东方人与“日耳曼”移民联系在一起。
考古学表明，罗马晚期的不列颠面临着与当今英国脱欧辩论所引发的相同的个人与群体身份认同挑战。毫无疑问，若他们生活在5世纪，那些如今自认为“脱欧派”和“留欧派”的人，同样会以同样的热情争论外来移民的影响，以及留在罗马帝国的利弊。我们必须希望，5世纪某些更为剧烈的变化，例如城市生活与货币经济的消失，不会在21世纪找到对应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