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可能正朝着就其退出欧盟问题再次举行“人民投票”的方向发展。英国走到这一步，源于自2016年首次脱欧投票以来就显而易见的最严重风险之一，即公投必然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公投使政治家得以逃避对重大决策应负的责任。
如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面临必然的失败，已推迟议会对其上月与欧盟达成的英国退出欧盟协议的表决。在此背景下，“人民投票”——即第二次脱欧公投——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公投真的是解决那些民选代表无法或不愿解决的政治问题的正确机制吗？
公投赋予民众发声的权利。在民众对政治建制愤怒和不满的时代，这正是公投的吸引力所在。但若缺乏规则，公投几乎无异于一场集体怒吼的邀请。必须将其与国家政策决策区分开来。后者需要仔细权衡每个人的利益。这并非——也不可能是——每位公民的职责。
在某些问题上，对一个人有利的事情，对他人可能非常不利；而对他人不利的事情，最终对个人而言甚至可能更糟。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兴趣、知识、渠道或意愿，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深入理解这些考量。然而，要代表整个社会做出决策，恰恰需要这样的理解。
这正是代议制民主的存在意义。选民将让政治家负责获取充分信息——充分利用公务员、信息和分析——并以长远、全局的视角权衡各种备选方案。
随后，政治家必须将其结论提交给一个旨在通过相互竞争的政党、选区和代表来代表不同利益的论坛（议会）。他们的选择须接受选民、其他民选官员（以议会审查的形式）以及独立媒体的问责。
危险在于，政治家可能利用公投逃避对艰难决策的责任。在就任总统之前，墨西哥新任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就已利用“非正式”公投，就取消墨西哥城新机场（该机场已完成30%的建设）以及支持其十项主要社会和基础设施计划等议题进行投票。
那么，各国如何确保将公共政策交付直接投票，不会损害代议制民主中决策的质量？
当然，政府可以干脆不举行公投。比利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是如此（印度尼西亚在1985年至1999年威权统治加强期间曾使用全民投票）。但如果各国仍希望保留公投选项，就应制定正式规则，以帮助确保政治家不能利用公投回避艰难决策。首先，各国应限制可以发起公投的情形（例如，仅限于宪法修正案），设定最低投票率门槛，并要求超级多数通过。
例如，在澳大利亚，公投只能在特定情形下使用，并且只有在全国多数通过的同时，还须获得多数州的多数支持方可通过。英国也应适用此类限制，公投不仅须获得全国整体多数，还须分别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获得多数支持。
避免公投陷阱的另一种方式是使公投不具约束力。芬兰和挪威仅在此基础上允许公投，而澳大利亚政治家则可选择发起不具约束力的全民投票。
这也服务于有效公投的另一项重要特征：确保政治家对政策应对承担主导责任。例如，在瑞士，公投可能用于了解公众的倾向，但政治家必须负责制定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
2014年2月的一次公投即是如此，多数瑞士选民和州表达了通过配额限制移民的倾向。但若简单地实施此类配额，将违反瑞士参与欧盟单一市场的条款。因此，2016年，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颁布法律允许雇主优先录用瑞士求职者（同时不限制欧盟工人向瑞士的自由流动）。
举行公投时，政治家还必须对民众做出决定所处的背景负责。他们必须确保提出的问题措辞得当，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以及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在瑞士，长期形成的冗长地方审议和协商传统，形成了一种进展缓慢但审议充分的决策形式。若在民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起公投，得到的只会是即时反应。在雅典古城——民主的发源地，公民在辩论的第一天投票决定处死米蒂利尼全体成年男性，以惩罚他们对雅典帝国控制的反叛。第二天，公民们冷静下来，投票决定宽大处理。
在英国，“脱欧”“无协议”和“留欧”等术语已变得负载大量情感色彩，各方支持者都在引导选民支持其观点。帮助抵消这种引导的一种方式——过去的调查也有支持——是先引导选民思考他们实际了解多少该议题，包括他们对关键术语的理解。主张在三个选项中做出选择的政治家应当留意“折中效应”，即人们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而不是仔细考虑每个选项。
英国历史上仅举行过三次全国性公投：1975年关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公投；2011年关于替代投票制度的公投；以及2016年的脱欧投票。但如今，英国可能即将举行又一场影响深远的投票。
随着公投日益频繁，各国需要明确规则，以确保政治家不滥用公投。这意味着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使公投不具约束力。这意味着为选民提供时间、信息和真正审议的机会。而且，绝不能让政治家（或其顾问）置身事外。他们当选是为了制定能够增进国家利益的政策，并必须为此承担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