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间，非洲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经济成果，因新冠疫情而岌岌可危。
公共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国际援助前景不明，限制了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推动增长的空间。
因此，如果非洲国家要实现强劲复苏，私营部门将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国家政府和国有企业等公共实体承担了95%的基础设施项目。
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解释了我们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非洲经济正处于关键转折点。新冠疫情大流行使经济活动陷入停滞。非洲过去二十年来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对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可能会发生逆转。
公共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国际援助前景不明，限制了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推动增长的空间。如果各国要实现强劲复苏并避免经济停滞，私营部门将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非洲国家元首在今年5月于巴黎举行的“为非洲经济融资”近期峰会上，将此列为最强烈的共同呼声之一。
基础设施——包括实体基础设施（道路、电力）和社会基础设施（卫生、教育）——是私营部门可以更多参与的领域之一。非洲的基础设施发展需求巨大——到本十年末，平均约占GDP的20%。这些需求如何融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主要融资来源将是增加税收，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正在努力的方向。但鉴于需求的规模，必须从国际社会和私营部门调动新的融资来源。
非洲是一个为私人投资者提供巨大机遇的大陆。这里人口年轻且持续增长，自然资源丰富。城市正在经历大规模增长。许多国家已启动长期工业化和数字化计划。但要释放该地区的全部潜力，必须进行大量投资和创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近期发表的研究表明，私营部门到本十年末可带来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GDP3%的额外年度融资，用于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这相当于每年约500亿美元（按2020年GDP计算），约占该地区平均私人投资比率（目前为GDP的13%）的四分之一。
目前私人融资面临哪些制约？
目前，与其他地区相比，私营部门在非洲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中的参与度并不高。国家政府和国有企业等公共实体承担了95%的基础设施项目。过去十年中，有私营部门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数量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显著减少。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私人投资者的有限作用也很明显：非洲仅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2%。而且，即便有投资流向非洲，也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和采掘业，而非医疗、道路或水务。
要吸引私人投资者并改变非洲的发展融资方式，改善营商环境似乎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表明，国际投资者主要关注三大关键风险：
项目风险。尽管非洲拥有大量商机，但真正具备“投资就绪”条件的项目储备仍然有限。这些项目的开发程度足以吸引不愿投资早期概念或陌生市场的投资者。捐助方和开发银行提供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有助于各国资助可行性研究、项目设计及其他筹备活动，从而扩大可融资项目的储备。
货币风险。假设某项目年回报率为10%，但同期货币贬值5%——这将抵消外国投资者一半的利润。难怪货币风险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健全的外汇储备管理相结合，可以大幅降低货币波动。
退出风险。 如果投资者无法保证能通过出售项目股权并收回收益的方式退出，就不会进入某国投资。狭窄且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可能使投资者无法通过发行股份实现退出。资本管制可能会减缓退出速度或增加退出成本。此外，法律框架薄弱时，投资者可能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以争取其权利得到承认。
激励私人投资
改善商业环境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发展领域具有某些结构性特征，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也使私营部门的参与本质上变得复杂。例如，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前期成本高昂，而其回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对私人投资者而言难以评估。私营部门的增长还依赖于网络和价值链，而这些在新市场中可能尚不存在。
当这些问题尤为突出时，政府可能需要提供额外激励，使基础设施项目对私人投资者更具吸引力。这些激励措施包括各种补贴和担保，成本可能高昂，并伴随财政风险。但事实是，发展领域的许多项目若没有这些激励就无法落地。在东亚，有私人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有90%获得了政府支持。
通过某些设计特点，政府可以在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同时，提高公共激励措施的效率和影响力。支持措施应具有针对性和临时性，并基于已证实的市场失灵而提供。支持措施还应透明，为私营方保留足够风险，并体现额外性，即激励措施应促成那些若无激励则不会发生的有价值项目。最后，其规模应经过妥善校准，以避免对私营部门过度补偿。
鉴于公共资金有限，非洲国家及发展伙伴可以考虑将部分用于公共投资的资源，重新分配用于为私人项目提供公共激励的融资。若这种资源重新分配循序渐进，并得到健全机构、透明度和治理的支持，则可提高非洲民众所获服务的数量、范围和质量。更具创新性的思维有助于实现该大陆基础设施的变革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