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疟疾病例在五年内增长了十倍以上。
尽管资源有限，该国在结核病和艾滋病毒防治方面取得的进展为乐观态度提供了理由。
基础设施、资金和领导结构对消除疟疾至关重要。
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陆地面积仅占世界的1%，人口不足900万，却是地球上生物和文化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拥有850多种现存语言。不幸的是，该国的卫生服务资源也严重匮乏，每万人仅有约一名医生 （美国约为每千人三名）； 其地形极为崎岖，长期以来对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持续挑战（巴新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189个国家中的第155位）。巴新还拥有亚太地区最高的疟疾负担——2019年，其病例数占近三分之一。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该国的疟疾病例在2014年之前持续稳步下降，但正如数据所示，这一情况在短短五年内迅速改变。事实上，病例数从50,309（2014年）增至646,648（2019年）。这一令人担忧的反弹已被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政府和捐助方承诺减少、关键治疗和诊断检测的可及性有限、长效杀虫蚊帐（LLINs）效力下降，以及全面权力下放的卫生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令人鼓舞的是，一项投资案例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编制，揭示出消除疟疾的估计投资回报率达9:1，而且消除疟疾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事实上，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在管理另外两种传染病——艾滋病毒和结核病（TB）——方面取得的可喜进展值得关注。从2010年到2020年，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覆盖率从估计的23%提高到65%，这一有针对性的举措已显著降低了死亡人数，同时在结核病高负担省份优先推进结核病/艾滋病毒的协同防治，也取得了成效。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成功建立起应对复杂病症的体系：无论是艾滋病毒引发的慢性病，还是应对急性艾滋病毒相关性结核病或耐多药结核病（MDR-TB）。今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成功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高负担国家名单，该名单涉及艾滋病毒相关结核病。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使该国重回消除疟疾的正轨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在应对持续的COVID-19大流行以及其他高负担疾病的同时，为该国节省资金和宝贵资源。
我们可以采取三项关键措施，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疟疾防治方面重回正轨：
第一，专项疾病投资必须与基础设施相结合，以切实改善公共卫生。为此，应确保政府、基金会和资助方支持加强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该国是世界上安全供水保障最低的国家之一，估计只有八分之一的人口能够使用并网电力。这意味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对电力和清洁水的需求，与对精密诊断设备或药品的需求同样迫切。
以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下的疫苗分发工作为例：尽管该机制早期即确保获得多达4,000万剂辉瑞-BioNTech公司的尖端疫苗，但其基础设施要求（包括需要超低温储存条件），使巴布亚新几内亚实际上无法接收或分发这些疫苗。
第二，虽然加大消除疟疾的投入确实是通向根除之路，并将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应对未来威胁的能力，资金需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像通常那样在两三年内向卫生系统投入资金是不够的；要取得持久成果，至少需要四到五年，并设定严格的进展里程碑。
外部技术支持需要时间赢得当地信任。鉴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部门熟练人力资本长期短缺的状况，延长卫生项目周期，并要求其更多地雇用当地人员，将更有助于确保可持续的成果。因此，为地方项目提供的资金应包括具体的当地参与目标，并以公共部门将工作人员“吸收”到国家或次国家级项目中作为关键指标。
最后，需要多层级的强有力领导和持续的政治意愿——不仅是国家层面，还包括次国家级和社区层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情况尤其如此，该国卫生部门自独立以来经历了多次权力下放改革，使省卫生局（PHAs）和地区发展局（DDAs）在次国家级层面拥有显著的预算自主权。要将政治意愿有效转化为行动和成效，地区、省和州级的次国家领导至关重要。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可以支持基于本地可用数据、因地制宜地调整干预措施，以最大化成效。将各级政府（从国家元首直至社区基层，包括最弱势和难以触及的群体）有机衔接起来，将是推动有效疟疾应对的关键。
正如全球基金《2021年成果报告》所强调的，COVID-19是二十年来抗击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斗争中最严重的挫折——这三种疾病的关键项目成果均出现下滑，使已处于脆弱境地的人群面临更大风险。这场大流行的一线希望在于，它为全球领导人和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使其能够建设持久的体系，而非仅仅采取权宜之计。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确保我们在正确的基础设施上投入，投入时间足够长，并让合适的人员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终结每年超过40万例可预防的疟疾死亡，并应对这场仍在持续的世界最长大流行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