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GDP或全球产出占比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一转折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此后这一趋势持续加速（见图1）。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家已经找到了繁荣的关键？
首先，全球不到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属于富裕经济体。为什么更多国家没有实现繁荣，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经济学问题。如今，形势正在转变。尽管如此，国家实现富裕仍然困难。世界银行估计，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十来个实现了繁荣（Ageno 等，2012）：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西班牙和台湾。
图1 世界GDP占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购买力平价（PPP）。
然而，数以亿计的人已经跻身中产阶级。如今取得成功的案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经合组织的研究估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中中产阶级人数将首次超过半数（经合组织，2012）。预计全球总人口为86亿，其中中产阶级将达49亿。2009年，约70亿人口中有18亿人的日收入在10至100美元之间，这一收入范围被用来界定新兴的全球中产阶级。按美元在其所在国的购买力调整后，这一收入足以购买一台冰箱。
按照当前趋势，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中约三分之二、近30亿人将生活在亚洲。联合国称，这是150年来未曾见过的历史性转变（Yueh，2018）。欧洲和北美中产阶级占全球中产阶级总数的比例将从一半以上降至三分之一。
这一变化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学家如今开始关注良好制度的作用，而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之父所预言的那样，此类制度的传播似乎是关键。道格拉斯·诺斯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源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不满。这些模型侧重于劳动者、投资等可衡量因素，并试图衡量技术进步，却仍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体能够良好增长，而另一些则不能。
因此，诺斯将经济学带出了其舒适区。经济学原本侧重考察劳动和资本等较易衡量的投入，而他引入政治学、心理学、战略以及历史，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另一些国家失败。他强调，国家完全可以向更成功的经济体学习，以完善自身制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情况才终于发生。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印度和东欧改变了发展方向。中国和印度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方向，面向外部以融入世界经济；东欧则摒弃旧有的共产主义制度，转向市场经济。换言之，这些经济体在尝试了中央计划（中国和前苏联）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印度）之后，放弃旧有做法，采纳并调整更成功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例如，自1990年以来，中国为减贫作出了最大贡献；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力求融入全球生产链，从而提升了国内竞争，而其经济此前由国有企业主导。印度也放弃了以往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更加积极地发展出口。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型发生在中欧和东欧。资本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这些国家采用了全新的制度，使经济转向市场，其中许多国家加入了欧盟。
因此，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它们通过工业化实现增长，最终因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以推动自身发展）引发了一轮非同寻常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随着这些经济体中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其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它们甚至可能减速到始终无法跻身富裕国家之列。然而，它们的集体增长已使10亿人摆脱极端贫困。联合国希望，这些经济体持续增长，能在未来十年左右终结赤贫，这将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这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采纳的首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也就是消除日收入低于1.90美元的人口；该金额根据美元在其所在国的购买力进行调整。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所阐述的那样，这种做法就是效仿良好的制度和有效的经济政策。柏林墙倒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1年援助印度，以及中国于1992年重新转向全球经济，这些事件促使这些经济体着手采用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效仿其他经济体的“最佳实践”并开放市场（这意味着向更成功的外国企业学习），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进步，正如诺斯所预期的那样。诺斯会赞同这些经济体在制定增长政策时，广泛考量资本、劳动和技术之外的因素。
诺斯曾说：“过去二三十年来，让我最恼火的，是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科学家，思想过于狭隘，没有开拓全新的领域”（North 等，2015：9）。他的思想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回答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如何才能变得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