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反全球化情绪日益高涨，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担心工资停滞、工作不稳定的工薪阶层对此反应强烈。这凸显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收益被过度吹捧、成本却被低估。但全球化对非洲及其民众的影响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尽管据预计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
过去40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一直推行自由市场议程，包括减税、放松监管和削减社会项目。如今，这种做法已被证明彻底失败，毫无疑问；唯一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应该发生什么。
要让全球化更具包容性，需要制定政策，解决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并推动非洲与高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在外部伙伴的支持下，非洲政策制定者可以加快区域一体化、弥合劳动力技能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并建立机制，对非洲的数字数据进行所有和监管。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国际贸易激增以来，非洲一直大体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早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如今的发达经济体，工业技术也在那里兴起。这进而导致全球北方与南方的收入水平出现“大分化”。
近些年来，20世纪90年代新信息通信技术的兴起大幅降低了距离带来的成本，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化，其特点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GVC）不断涌现。这些价值链推动了近几十年的“大趋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波兰、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产出得以提升，从而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然而，非洲国家仍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非洲大陆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停滞在约3%，与其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相近。
当然，全球化也给非洲带来了益处。世界其他地区收入增长，增加了对非洲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的需求，推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全球化还促进了知识转移，使非洲国家得以通过“跨越式发展”采用新技术，改善生活水平。
但种种挑战远远超过了这些益处。首先，全球化助长了过早去工业化。由于发达经济体如今能够以更低成本生产商品，非洲国家难以发展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本土产业。此外，一些在该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通过利润转移等复杂且合法的会计手段逃避纳税，使政府失去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源。
全球化也在加剧气候变化。尽管非洲大陆对这一问题的贡献有限，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却格外严重。最近重创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伊代和肯尼斯气旋，悲惨地预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因此，非洲与较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近几十年来不断扩大，非洲收入与发达经济体收入之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2%降至如今的8%。为了扭转这一趋势，让非洲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应加快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
第一，各国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使非洲在经济上更强大，并能更有效地在国际上推进自身议程。迄今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最近获得了生效所需的最低22项批准，从而建立统一的非洲商品和服务市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单一非洲航空运输市场和《人员自由流动议定书》，将有助于释放该地区巨大的经济潜力。
第二，非洲必须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相关技能，以免进一步被边缘化。目前，非洲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是全球最高，而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7%，远低于全球57%的平均水平。
此外，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加上全球价值链对生产标准和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非洲传统上依赖的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正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因此，教育和培训项目应更加重视培养数字技能，以及批判性思维、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能力等软技能。
第三，非洲必须建立一套制度，管理并规范其数字数据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资本已取代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产和财富决定因素。但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将是关键——全球科技公司如Facebook、Google和Tencent争相掌控数据便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李开复在其著作《AI Superpowers》中所论述的，中国庞大人口产生的海量数据，正使该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相对于美国的优势。
非洲人口激增意味着该大陆也将产生大量数据，尤其是随着数字化不断深入、电商平台扩展、中产阶级壮大和消费者支出增加。由数据驱动的新财富将流向那些积极收集、拥有并监管这些信息的人，后来者则只能奋起直追。
非洲潜力巨大，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到2030年，该大陆将有接近全球最贫困人口的90%生活在那里。除非全球化能比过去更好地惠及非洲，否则共同繁荣的承诺仍将无法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