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到2030年，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枢纽”有助于非洲利用年轻人口带来的人力资本和消费市场优势。
香港和新加坡是“枢纽”的典范，非洲可以从中汲取经验。
非洲代表着未来，未来属于非洲。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凸显了非洲推动自身发展的巨大潜力。非洲人口是全球最年轻的，到2030年将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一人口群体既是庞大的人力资本储备，也是广阔的消费市场。
非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尤其是因为其回报率特别高——但风险也更高。如果借助技术，并改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教育，充分发挥非洲大陆人口众多且年轻的优势，非洲有望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强国。为此，经济活动的集聚将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所指出的那样。有效的监管和充足的基础设施能够助力私营部门提升竞争力，进而推动非洲融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并最终实现集聚。
因此，“枢纽”可能会在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中涌现。各国政府积极支持建立“枢纽”，以促进投资并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岗位。
那么，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下是从过往经验中总结的一些思路：
“枢纽”案例
许多案例表明，“枢纽”能够将“小国”打造成区域或全球商业中心。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香港体现了所谓的“全球枢纽”模式。香港不仅拥有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和机场之一，也是领先的金融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服务“枢纽”。新加坡与香港相似，是多个领域的“枢纽”——贸易、金融、物流和航空枢纽。新加坡已成为全球顶尖商业中心之一，并在约四十年间从“贫民窟”发展为“世界城市”（世界银行，2009年）。在成为“枢纽”的过程中，两座城市都依靠了区位、语言、健全的制度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等因素。但实现这一成果的政策选择存在一个关键差异：新加坡决策者通过直接干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融资，大力支持将其领土发展为“枢纽”；而香港“枢纽”的兴起，则更多源于私营部门主导的举措，这些举措建立在完善监管的基础之上。在这两种模式中，私营部门参与政策决策都至关重要，有助于形成反馈机制，推动各类“枢纽”持续改进。
打造“枢纽”
打造“枢纽”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基础。从理论上看，“枢纽”的兴起取决于经济地理学和引力贸易模型等概念。例如，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和波特的研究阐述了这些理论框架。前者关注在存在贸易成本、但没有边界的世界中，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如何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后者则强调稳健的制度框架、知识溢出等定性变量，对于构建“枢纽”所在地的比较优势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实践中，打造“枢纽”需要两个关键要素共同具备：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需求）与生产能力（供给）。前者指将商品和服务送达市场的能力；后者指经济体生产可供市场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市场准入取决于区位、互联互通和物流能力，以及贸易政策选择带来的优势。不过归根结底，“枢纽”的成功取决于私营部门的成功。正如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所示，私营部门的成功将决定任何“枢纽”能否成功。
非洲各国政府如何促进“枢纽”建设
为帮助私营企业集聚并形成可发展为“枢纽”的产业集群，非洲各国政府应：
提供必要的监管环境，促进“枢纽”内企业蓬勃发展，例如完善合同执行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启动集聚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或加强电力供应能力、港口、公路连接和电信基础设施；
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服务，例如宽带互联网、移动支付平台，并制定适当的数字监管规定，例如涵盖金融风险的法规和电子货币发行许可；
落实新近获批准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以扩大区域市场准入，促进非洲大陆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