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寻求定义未来。在国内，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致力于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以支撑不断扩展的“中国梦”。在海外，其由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交织而成的网络，则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框架。自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全球作用不断扩大，而国内政治则呈现出强烈的威权特征。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共成立100周年（2021年）的相关规划已在酝酿之中。但是，假设中国能够在未来三十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百年华诞之时，持续保持当前的发展势头，这一设想究竟有多现实？
答案是：这是可能的，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改变。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中国需要以目前仍不情愿的方式，拥抱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开放。这一转变或许会以一种反直觉的方式发生。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未必会放弃其单一政党体制，但它需要允许在讨论、经济活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真正双向互动方面，拥有显著更多的自由。
这种转变有多大可能发生？短期内，或许可能性不大。自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中国的政治方向已发生迅速变化。随着2010年代的推进，习近平显然不仅无意推动中国政治自由化，还在积极地将国家导向另一个方向。
事实上，这一趋势并非始于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时。相反，西方未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才使人们开始对以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产生幻灭感，这一进程由此开启。
然而，习近平的崛起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家体制将按照这位新领导人的形象被重新塑造。我们已经看到，21世纪头几年中国政府由国家机构而非政党机构主导的趋势发生了急剧转向；而在过去几年，随着“党国”体制中党的因素日益突出，这一发展方向已被逆转。
中国从未真正实现过完全的民主，但在共产党执政期间，钟摆在“强硬”与“温和”的威权主义之间来回摆动
undefined
未来五到十年，这一趋势似乎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的公共领域——其媒体、学术界和法律体系——已被牢牢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宪法也已修改，使习近平能够连任第三届乃至可能的第四届国家领导职务。但在那之后，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超越我们在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所作的鲜明区分。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转变为选举式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很低。但它转变为限制较少、然而仍属威权性质的国家的可能性则要高得多。
中国从未真正实现过完全的民主，但在共产党执政期间，钟摆在政治学家大卫·香博（David Shambaugh）所称的“强硬”与“温和”威权主义之间来回摆动。毛泽东的统治大体上是强硬的，其自上而下的控制程度较高。
20世纪8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温和”时期，不过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结束了这一局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在调查报道等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开放，但这一趋势在习近平治下戛然而止。
人口定时炸弹
那么，局面为何会发生改变？不妨关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2029年。人口学家估算，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将开始显现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其人口将以每年约五百万的规模开始减少，并开始步入老龄化。
日本和韩国等其他国家也曾面临这一问题，它们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或放宽移民政策来加以解决。日本和韩国等其他国家也曾面临这一问题，它们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或放宽移民政策来加以解决。
经验表明，老年人并不喜欢由机器人照料，因此中国或许会像日本一样，允许大量年轻人（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女性）移民入境。如果真的如此，大量人口的涌入将改变中国社会。民主未必随之而来，但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观点和需求进行必要的互动，将为中国社会带来更多元的面貌，并使新的声音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最具活力的部分——其城市之中。
台湾问题
推动政治变革的另一动力，是台湾问题的持续存在。北京一直明确表示，如有必要，它保留以军事手段入侵并占领台湾的权利。
然而，这似乎始终只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短期方式。诚然，中国大陆或许拥有夺取该岛的军事能力。但对于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地区之一的2300万居民而言，这样的统一能带来什么？这里拥有自由的媒体、世界一流的教育，以及一系列公民自由，使其成为该地区最为自由的社会之一。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运用“软实力”，希望表明中国道路是一条值得效仿、具有吸引力、进步且面向未来的道路。而一场暴力统一将摧毁任何提升这一形象的希望。
相反，若态度有所软化，并提供不同程度的自由，则可为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提供一个高明的解决方案。通过在国内推动自由化，明确表示香港的自由将得到完整保留，并恢复那些已被削弱的自由，中国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以论证统一将对各方均有利。
中国的重塑
就当下而言，这一故事并不容易讲述。然而，近年来匈牙利、土耳其和菲律宾令人沮丧的发展表明，仅在形式意义上存在的民主，并不能保证自由主义的各项自由。这可能意味着，即便在一党制国家之下，中国重塑自身、成为一个允许真正自由的国家的空间，仍比1990年代全球民主化高潮时期更大。
美国新近采取的对抗性立场，也可能使中国在未来十年有着迫切的理由，在这一领域提升其形象。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遏制中国已成为明确的首要任务。然而，与中国对抗的情绪如今已超越党派界限，民主党与共和党同样接受这一理念。
在亚洲，各方对特朗普作为盟友的承诺仍心存疑虑，但美国对台军售等迹象表明，建立一个反华联盟，仍胜过特朗普式的撤出该地区的本能倾向。与此同时，中国正试图找到一剂“灵丹妙药”，以赢得该地区真正的伙伴，并将美国排挤出该地区。
一带一路
答案或许在于中国的战略框架——“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尽管宣传声势很大，但这一倡议并非由北京总部统筹规划的某种总体方案，其推进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经济因素的驱动，包括需要为错配的资本寻找投资去向，以及为各省企业提供相互竞争的机会。该倡议也遭遇过挫折，例如与马来西亚的争端：该国今年早些时候曾威胁要退出其已签署的BRI高铁合同，直至获得可观的折扣后才作罢。
然而，“一带一路”作为扩大中国影响力的项目，其未来或许取决于一个两难处境，而这一处境在未来十年将变得更加清晰。中国如今能够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量资金，并已成为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于许多拟议项目，尤其是财务风险较高的项目，西方几乎没有同等的资金来源。尽管如此，在该地区，美国仍是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提供者。
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一些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且关系仍在不断深化。但目前很少有国家乐见中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大规模军事存在，而那些已有美国驻军的国家，也很难想象会欢迎以更紧密地与中国结盟来取代美国的存在。
韩国民众不会用本国领土上的美军，换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扎。在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付出大量努力，说服各方相信其安全存在应当受到欢迎。然而，若缺少这样的存在，“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地区——其中部分区域深入南亚和中亚的敌对地带——仍将处于脆弱之中。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当今中国扩大其影响力能力方面唯一最重要的变革性力量，那就是技术。
英国目前正陷入一场争论，即是否应允许华为建设其5G宽带网络。然而，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技术能力如今使其很可能成为广大非西方世界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提供者，而这些地区需要高效且廉价的网络容量。
中国可以借鉴其国内的一些实验，例如社会信用体系。该体系结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构建出一套能够对民众进行严密监控的系统。
如今，中国有可能借助与“一带一路”相连的跨洲技术生态体系，在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获得重要立足点。
中国能否将未来三十年塑造成一个与其自1978年以来的故事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叙事？这一叙事既包括其跃升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历程，也包括对个人自由的持续管控。这一前景的可能性有多大？
主要障碍
按照当前的发展路径，中国将遭遇重大障碍。推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努力，正越来越难以与一个正在压缩讨论空间的国内体制相协调。技术革命有助于巩固中国的经济存在，但仅凭它本身，不太可能在广泛范围内赢得人们对中国价值观或其为其他社会带来之事物的认可。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些最伟大成就，恰恰出现在其愿意进行重大变革之时：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社会主义，或是从毛泽东在其统治高峰时期所推崇的极权主义，转向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相对开放的时期。
一个在一党执政的同时，却拥有真正自由的公共领域的更加自由的国家，能否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也从未有任何国家在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年均百分之十的增长。归根结底，中国能否在未来三十年占据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美国的决定，而将取决于中国自身。
单一政党国家可能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拉娜·米特（Rana Mitter），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