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将国有企业改革为现代化的竞争性企业，正在逐步推进私有化。
一轮针对小型企业的兼并和私有化浪潮，使国有企业（SOE）的数量得以整合。
部分私有化意味着外部股东协助监督国有企业。
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
在许多国家主导性国家影响力较强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有企业（SOE）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并作为推行政策的有力工具，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已成功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最前沿创新的重要平台。若非其国有企业在多个关键改革阶段中得以生存，并借此改善治理，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苏联解体后，私有化被视为前共产主义阵营成员国的关键“良方”。东欧转型经济体急于摆脱过去、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趋同，因而采取了所谓的“休克疗法”。由于相关国家缺乏内在的市场制度以及适用于市场运作的产权框架，这一剧烈变革伴随着严重的危机、社会动荡和资产挪用。
中国选择了更为渐进的方式：首先为转型做好经济准备，构建必要的制度和产权基础设施，并将国有企业改革为现代化的竞争性公司。
国有企业是中国政治和经济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其对国家产出的贡献已降至40%。它们仍被视为经济的重要支柱，并在应对内部冲击和外部威胁方面发挥缓冲作用。新冠疫情恰恰是一个典型案例：疫情作为一种内部冲击，由于封锁措施的谨慎放松以及全球需求的萎缩，至今仍对经济构成威胁。中国共产党（CCP）认识到，国有企业未必灵活高效，因此持续推动制度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改革，以应对增长停滞和债务攀升的问题，其中债务规模在2019年已“超过GDP的300%。
政府致力于通过改善国有企业治理、重新界定国家对其管理的介入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有资产的效率。处理国有企业问题的第一步，是根据所有权层级（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和国家持股程度，理解其不同特征。
为整合数量庞大的国有资产，政府决定采取“抓大放小”政策，这一政策促成了企业集团的兼并浪潮，并使那些监管成本过高的小型企业实现私有化。此前由国家机构持有、且业务领域相近的公司，其所有权被转移至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全资控股的控股公司。目前，直接由中央政府持有的大型控股企业共有97家，它们占国家持有资产总额的绝大部分，被视为最具战略意义的企业。
与一些私营同行相比，国资委持股的企业展现出更优越的治理水平。所有中央企业均与其首席执行官和董事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合同关系，并设定了更为详细的分红目标。为提高管理层的问责性并约束内部人，中央企业已邀请专业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
随着经营状况改善，相关子公司将陆续上市，从而通过部分私有化引入外部私人监督。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往往不尊重中小股东，但国资委赋予中小股东相应权利并依赖私人股东，从而得以减少自身的监督工作。随后，国家通过股价波动、媒体报道和诉讼密切关注私人市场主体的反应，以随时掌握任何不当行为。
外国机构投资者往往是部分私有化国有企业中最有效的监督者。与当地散户投资者相比，它们通常具有更长远的规划，也更关注提升所投资企业的治理水平。此外，它们通常有能力通过不同的沟通渠道发现并提出问题，以揭示不当行为。
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机构通常具备在公司治理薄弱、缺乏法律层面中小股东保护的环境中运营的能力。除监管要求外，它们的存在还提升了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因为上市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
人们通常所联想到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更多代表的是地方政府所属的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缺乏中央政府的监督，导致所有权缺位和自我交易行为。一般而言，首席执行官根基深厚，并通过关联交易进行资产转移、收受回扣和侵占挪用。他们往往充分利用政府无力对远程企业进行严密监管的漏洞。这种行为使私人投资者不愿对其投资，进一步加剧了监管缺位的问题。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几乎没有界限，地方当局将国有企业视为自身的“钱袋子”，并根据自身判断将资产来回调拨。
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在国家所有制框架内，国有企业能够得到改善并实现有效管理，尽管这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和坚持。国资委目前正致力于推进技术解决方案，以扩大其管理能力，并加强对存在问题的地方国有企业的监督。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针对腐败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仍在持续推进，重点针对更高级别的官员。这也是中央直管国有企业表现优于同行的另一个原因。
国家将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直至其具备在市场条件下竞争的能力，国资委也将逐步放松其管控职能。中国在宏观层面保持把控，以化解当前疫情等重大风险，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仍然相对脆弱。国家表明，其致力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并且仅打算保留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的权利。这些措施使中国能够在高风险地区迅速实施封锁，并较少受到私营部门的阻力，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抗击病毒。
同样的国有企业杠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裁员极少的情况下重启经济；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的美国正面临创纪录的裁员潮，其规模为大萧条以来前所未见，陷入两难境地。
中国共产党重申了对赋能私营企业的承诺，尤其是中小企业（SME）。尽管企业债务激增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国有银行仍被要求支持中小企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划拨了8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150亿美元）的“释放”资金，专门用于支持民营中小企业。鉴于需要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且全球各国央行均在放松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承诺将在提振经济方面采取更为果断的立场。
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影响和人际关系仍然比产权更为重要，因此这些应当成为主要改进领域，同时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为维持高速增长，中国必将正视这些问题，并致力于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提高生产率。
中国近期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承诺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其规模达21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这意味着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金融巨头将能够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竞争。
此举无疑将为资本市场在专业化程度和规范性方面的大幅提升，以及公司治理的改善开辟道路。我们希望看到在扩大市场准入、促进竞争和完善市场制度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与此同时，西方也可以向中国学习，并考虑借鉴中国的部分政策，以更好地应对“黑天鹅”事件，例如当前的疫情与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相叠加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