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事建筑保护研究的学者，过去二十年来，我参与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地区的保护项目。我常常惊叹于一些国家为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国家能这样做。
中国文化与建筑保护的历史中不乏失误。当地人往往认为，只有被官方认定的建筑或遗址才值得保护，因此对于改建或拆毁未获此类认定的任何事物都毫无顾忌。只有当遗址遭到毁坏引发公众愤怒时，当局才会急忙重建已经消失的一切。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往往对保护工作的目标抱有狭隘看法：保护建筑是为了吸引游客，却因此迁走当地居民，或扰乱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这些情况并不会特别困扰投资者，他们更关心通过修建新道路、停车场、酒店和其他旅游基础设施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维护当地传统的建筑格局和风水。但居民在这些决策中也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权利仅限于开店、出售所谓的当地特产，同时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改造成主题公园。
事情不必如此。过去九年来，我一直与村民和村干部合作，在广东省南部的仓东村开展保护项目。我们的经历——与投资者周旋、与村民合作并向他们普及知识，以及尝试为中国的文化保护建立一种新模式——展现了当地保护工作者面临的一些挑战，也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前进道路。
仓东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代以前，村里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混合风格建筑，大胆融合了西方和中国元素。20世纪初，回乡华侨建起了仓东村的住宅、祠堂和堡垒式碉楼——也就是碉楼——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活态博物馆。通过这些建筑，我们可以追溯20世纪初村中海外华侨群体的兴衰。
尽管仓东村与海外华侨群体渊源深厚，如今却面临着中国各地村庄普遍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人口外流和发展滞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仓东村出现了人口外迁潮：一些人移居海外与亲属同住，另一些人则前往附近城市寻找薪酬更高的工作。到了21世纪初，经过多年的衰败，村里许多房屋已破败不堪，或被杂草吞没。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2010年，仓东村村民和移居海外的村民开始筹款修缮祠堂。祖籍仓东的华侨谢天佑积极参与其中，出资并推动专业水准的修复工作。那年夏天，谢天佑和几位村中长者邀请我担任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修复工作于次年启动。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收集有关村庄和祠堂历史的基本资料。我们与居民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还收集了民歌。我们花了六个月时间询问当地人对祠堂的记忆并征求意见，最后才拟定出一份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修复方案草案。
修复工作启动后，实际进展同样缓慢，部分原因是村里的工匠常常不得不暂停项目，照料农田、参加葬礼或婚礼等社区活动，或接待来访者。比如，我们的木雕师就得在雕刻寺庙匾额和照看自家鸡场之间分配时间。
我们不只想保护村庄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想保护它的历史与环境、生活方式，以及这个地方的精神。
尽管依靠村里的劳动力面临不少挑战，我们仍坚持努力兼顾工程质量与村民参与。我们总是先征求当地工匠的意见，然后逐步引导大家采用不会损害当地建筑或更广泛的地方传统（包括村庄风水）的做法。
我们尤其重视居民的建筑传统、风水观念和生活方式。毕竟，我们不只想保护村庄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想保护它的历史与环境、生活方式，以及这个地方的精神。
这并非总是容易。有些村民对工程进展缓慢表示怀疑，另一些人则不理解我们为何偏好忠于历史的做法。有一次，我不在场时，泥瓦匠修补夯土墙时用混凝土作密封材料，而没有使用我们商定的、更符合历史原貌的石灰。我问他们为何偏离方案，他们坚持己见：“以前（建造这些建筑时）我们不用混凝土，因为那时没有这种材料，”他们说，“现在有了，所以就得用！”
出现这类分歧时，我们会与村民把问题谈清楚，然后权衡利弊和整体情况，再作决定。我们尽可能将村民的建议纳入项目，也让他们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理由。
基于这些讨论，我们有时决定不追究修复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但有些时候，尤其是在涉及工程关键部分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要求他们返工。通常，我们会请一些最能理解我们想法的村民向邻居解释，而不是命令大家照办。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经历几次类似事件后，村民逐渐理解了我们的想法。
迄今为止，我们已成功修复了两座祠堂、五处民居、一座碉楼瞭望塔和一座寺庙。但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仓东褪色的美重现：我们希望以此为范例，推动未来的其他修复项目。
为此，我们成立了仓东文化遗产教育中心，并于2014年初开始举办遗产保护工作坊。我们与中国国内外的大学和文化机构合作，策划了数十场工作坊和研讨会，向从学生到官员的所有人开放，希望由此开启有关保护方法的讨论。
与此同时，一些曾离开仓东村的村民回来探访旧居、查看我们开展的修复工作，并参加聚会。曾经沉寂安静的仓东村正重新焕发生机。随着我们修复村里年久失修的房屋，一些昔日的居民甚至从海外回来，在那里举办婚宴或生日庆祝活动。
仓东并不是唯一值得保护的中国传统村落。无论是建筑、文化传统还是自然环境，大多数村庄都有值得保护并传承给后代的事物。只是目前，越来越少的村民拥有开展保护工作所需的资源、时间或经济动力。
过去几年，这一认识让我深受触动。我们的村庄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但如果掌权者不采取更重视保护的思维方式，它们消失的速度将远远快于我们的拯救速度。
时光无法倒流。生活已经改变，像仓东这样的地方也必然会随之改变。保护工作的目标不是阻止这一过程，而是管理变化的速度。我只希望未来的世代回望中国的过去时，看到的不只是尘土、瓦砾和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