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将西非照护埃博拉患者的卫生工作者评为其“2014年度风云人物”，并将他们比作“在政府毫无准备之际，自愿投入抗击疫情的特种部队。”
这一奖项肯定并赞扬了医务工作者在遏制埃博拉传播方面发挥的关键一线作用；与此同时，媒体在报道疫情方面也肩负着重要职责。
首先，媒体需要以基于证据的事实向公众传递疾病信息。其次，应通过准确、及时的报道减轻恐惧和污名。 研究表明 ，这种做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传染病并作出应对。
但媒体是这样报道埃博拉的吗？要思考这个问题，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方式是比较媒体对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报道，以及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毒首次受到报道时的情况。两种感染最初都在非洲被发现，并且都在短时间内发展为疫情。媒体也都影响了公众对这两种疾病的早期认知。
起步十分缓慢
我们知道，在艾滋病毒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公众视野时，媒体 迟迟没有报道 。直到这种疾病与异性恋者相关联，情况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前，艾滋病毒主要被描绘成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疾病。尽管这种失真最终得到纠正，早期报道仍留下了持久印象；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人认为艾滋病毒不会影响异性恋者。
自1976年以来，埃博拉共暴发33次（1979年至1994年间没有暴发），而2014年西非疫情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尽管如此，直到疫情逼近家门口，西方媒体才开始持续报道埃博拉。
以美国对疫情的报道为例，媒体在托马斯·邓肯于2014年10月8日去世后， 才开始密切关注 此事。他从利比里亚来到得克萨斯州探望家人，他的病例表明埃博拉可能传播到美国境内并在当地传播。
发达国家的报道也不例外；当西方人从西非带着这种疾病返回时，整个发达世界的报道都骤然增多。例如，关于那名西班牙护士的 广泛报道 ——她是首位在非洲以外感染埃博拉的人——便是如此。西班牙如今也面临风险；埃博拉已逼近欧洲， 媒体报道骤然升温。
埃博拉似乎一直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直到它侵袭美国和欧洲。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 科菲·安南向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的那样 ，他对国际社会应对疫情迟缓表示遗憾时说：
如果危机发生在其他某个地区，处理方式很可能会大不相同。事实上，回顾危机的发展过程，国际社会真正警醒起来，是在疾病蔓延到美国和欧洲之后。
媒体最初的反应也有些相似。
地理和文化上的接近程度会对新闻选题产生重要影响，媒体关注离家更近的新闻也可以理解。人们居住的地方会影响哪些故事得到报道、被省略或仅被简略提及。编辑也会根据他们认为读者和受众偏好的新闻作出反应。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2014年西非离主流媒体的报道范围太远了。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同性恋者和吸毒者一样。
也有不同之处
不过，媒体对艾滋病毒和埃博拉的报道也存在差异。艾滋病毒经常被 描绘成一场战争 ，报道中使用“战斗”“杀手”“灾难”和“大屠杀”等军事隐喻。迄今为止，媒体避免使用这些说法，与早期艾滋病毒报道的标题相比，如今的标题明显克制得多。报道重点放在 实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上，显然并无煽动恐惧和恐慌的意图。
另一个差异在于政府的应对。早期，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层面对如何应对艾滋病毒有强烈的两党共识。2014年应对埃博拉时却并非如此。在澳大利亚，关于如何最好地应对疫情， 联合政府 与 反对党 之间出现了明显分歧。有几周时间，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 陷入政策和政治争论。
好消息是，我们对埃博拉的了解远胜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艾滋病毒的了解。与艾滋病毒不同，埃博拉可以治愈，疫情也更容易得到遏制。
政府、医生和传染病专家有责任为此共同努力，媒体也有自己的职责与责任。事实上，这是一个媒体完全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非问题一部分的故事。
本文由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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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雷弗·卡伦（Trevor Cullen），伊迪斯·科文大学新闻学副教授兼系主任
图片：2014年10月6日，在弗里敦罗库帕医院附近，一名卫生工作者准备防护装备时，其身影映在镜子里。路透社/克里斯托弗·布莱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