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关于社会企业的共识是：这种兼具社会使命与商业特征、将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的新型组织，能够在扶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它还能够提升弱势和处境不利群体的参与度与能力建设，培育社会资本，并确保可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于2004年前后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一系列论坛和会议，以及由英国文化协会发起的社会创业技能培训，推动了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和知识界人士认为，社会企业能够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和未满足的社会需求，并推动中国社会领域的发展。
因此，过去八年间涌现了数百家社会企业。然而，中国至今仍未正式承认社会企业，也没有为其建立法律框架。
领域广泛
SEFORÏS是一项于2015年4月至12月开展的研究计划，调查了中国和九个欧盟成员国的1,000多家社会企业，并访谈了102家中国社会企业。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社会创业活动涵盖众多领域，但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三大类：教育（21%）、社区与社会服务（21%），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商业服务（29%）。研究还发现，超过75%的社会创业者年龄在39岁以下。
谈到中国国有企业（SOE）的发展，情况则截然不同。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国有企业主导着全国经济，生产各种工业品，从小小的缝衣针到大型水压机，无所不包。
1979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对外开放政策，私营部门随之兴起并迅速发展——不到27年，私营部门（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超过65%的国内生产总值，并雇用了超过80%的劳动力。*
然而，过去十年间，国有企业在中国重新崛起。
私营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没有增长，而且自2006年以来，许多领域的这一比例甚至有所下降。
国有企业转型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裁员和采取更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效能。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并无明确证据表明国有企业绩效的改善确实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并直接推动了扶贫。相反，这往往导致生产效率较低的员工被裁，其中包括许多处境不利者。
在国际上，社会企业运动仍在快速发展，尚无固定模式。
当今形态的社会企业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但类似实践在中国早已存在。
例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报纸文章显示，一些专注于扶贫的慈善机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设了作坊和商店，为孤儿和肢体残障青年提供在岗培训和就业机会。
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为近乎100%的城镇居民提供工作，其中包括弱势群体和肢体残障人士。
社会福利企业
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称为社会福利企业，在各大城市雇用了大多数残障人士。
令人遗憾的是，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后，超过90%的社会福利企业消失了。主要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类特殊国有企业只专注于尽可能为残障人士提供工作，没有考虑产品设计或营销，也没有顾及整体运营效率。
不过，有些企业存活下来，并转型为私营公司。但由于2008年出台了对社会福利企业较为不利的税收政策，就连这些企业如今也难以为继。
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社会福利企业”这个名称；只有退休员工，尤其是曾在这类特殊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肢体残障人士，还记得它们昔日的辉煌。
蚂蚁与大象
如今，将中国社会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收入和影响力相比较，就像是在看蚂蚁与大象较量。
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约占40%，并掌控着所有重要行业，包括基础设施、电信、石油化工、能源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等。
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社会企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亚洲风险慈善网络（AVPN）2016年关于亚洲社会企业状况的报告，中国仅有530家社会企业得到确认，其中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因此，社会企业的概念不仅令公众感到模糊，社会领域内部也存在许多争议，涉及其定义以及如何衡量其影响。
从小处起步
不过，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许多社会企业正崭露头角，潜力巨大；它们定位独特，以创新方式应对社会挑战、满足尚未满足的社会需求，尤其是中国弱势群体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更好地服务国家及其公民）与社会企业的总体目标彼此相连，也能够互为补充。
例如，中国最大的社会企业之一——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自2008年以来已向30多万名贫困农户提供了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并在运营过程中与许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大多数为国有企业）以及多个政府部门开展合作。
这是社会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企业和国有企业都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