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从低工资供应国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之一，与美国和德国并列。尽管人们日益担忧中国企业债务（目前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70%），以及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但快速数字化将推动中国经济继续迈向价值链高端。
近40年前，中国采取战略性“开放”举措，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使其能够在消费品制造业实现规模经济。随后，随着中国迈向中等收入水平，它本身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消费市场。
2012年，中国现任领导人认识到，该国的“人口红利”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正逼近“刘易斯拐点”，即剩余劳动力供给即将耗尽、工资开始上涨的阶段。与此同时，“开放红利”也日渐成熟，并开始遭遇世界各地的保护主义壁垒。
中国仍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开拓新市场，但代价相当高昂。归根结底，要维持快速增长，就必须继续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推进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并聚焦新技术。
中国政府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体现了其推动资源由市场配置、降低营商成本的承诺。2015年，政府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倡议表明，中国决心推动制造业迈入互联网时代。这两项计划旨在将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技术和社交媒体融入制造流程，并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数字化。
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引领全球电子商务，线上购物占零售总额的18%，而美国仅为8%。中国三大科技平台——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已发展到开始与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和奈飞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科技巨头展开竞争。
此外，据艾瑞咨询称，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已达5.5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50倍。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手机上的电子钱包应用正取代现金，成为主要支付方式。
实体与数字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结合，助力中国迈入数字时代。据布鲁盖尔研究所一项近期研究显示，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已超过欧盟；如今，中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与美国相当，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博士毕业生人数则更多。此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微信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拥有9.38亿用户，通过简化信息交流、促进复杂任务的协调，实现了以往难以想象的生产率提升。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称，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的商业模式与西方的发展路径不同，这是为了回应中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消费能力和对创新的热情。政府鼓励企业尝试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企业因此正在颠覆传统做法。这一变化来势迅速，以至于如今政府也感到有压力追赶，开始采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电子支付是降低中国营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为它能提高零售业效率；即使产品产自中国，零售价格仍可能高于美国。但欺诈现象的出现以及部分点对点（P2P）平台的倒闭表明，为维护系统稳定，需要加强监管。
随着越来越多的活动实现数字化，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将日益发生在数字空间。中国生产商可以在本地运用3D打印、机器人技术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同时开拓全球市场，并从海外获取创意和技能。如今，生产和消费可以分拆为不同阶段，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但这也意味着，新数字经济的诸多成功将伴随着许多失败。
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各种“数字困境”。中国许多公共事业领域——如航空、铁路、港口和电信——都是由国有企业（SOE）管理的单一产品实体。然而，新兴科技巨头是多产品、全渠道平台，业务横跨生产、分销、支付乃至日益扩展的财富管理等所有行业。
就像围棋对弈，中国领导人需要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机，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落子——也就是说，推动国有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对国企改革进展缓慢的肤浅抱怨，忽视了在数字空间中促成国有企业与上市科技巨头之间有效竞争这一战略挑战。
国企管理者有理由认为，严格监管使他们处于竞争劣势，而科技巨头搭用国家管理的电信、交通和金融渠道，正在抢走他们的生意。与此同时，科技巨头则称，如果能更快进入效率低下的生产和分销领域，尤其是移动支付领域，生产率增长就会加速。
另一种困境是，数字化有利于消费者，却可能不利于就业和社会稳定。在“数字中国”，必然会有赢家和输家。但被取代的劳动者越早适应新的现实，整个体系就会越健康。
中国转型为以知识为基础、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经济体，最终将带来“改革红利”。但这一转型令人振奋，也将充满风险。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从未经历过如此迅速、如此深远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