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仿佛是从天而降。团结村隶属遵义市，是仡佬族聚居地。就在20年前，大米在团结村还是稀罕物。村里没有种植水稻所需的稳定水源，因此村民以玉米为主食。
遇上特别干旱的年份，庄稼就会歉收，村民收获的玉米最多只够吃四五个月。曾经，全村人都靠一口井取水，就连这口井也常常干涸。
如今，一条深凿在附近一座海拔1300米高峰侧面的水渠，将水引入村庄——这一切都归功于前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的努力。
当地人为了纪念如今已82岁的修渠人，把这条水渠称为“大发渠”。黄大发大半辈子都在修建这条穿过灵宝山的水渠，工程的成败历程长达36年。
“水就是我的生命，这条水渠就像我的孩子。”黄大发说。
中国人均GDP约为5.5万元人民币（8000美元），而贵州人均GDP仅略高于3.3万元人民币，使贵州成为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黄大发的子女——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很小就辍学了。贫困的家庭无力负担他们的学费，孩子们在家还能帮忙干农活。黄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黄大发最小的儿子，他读完了初中，后来成了一名教师。
黄大发之前的几代人都接受了团结村的命运。但在28岁当上村干部后，他开始梦想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村庄引水。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中部河南省的红旗渠轰动全国。在一个以干旱和缺水闻名的地区，当地人修建了一条长70公里的水渠，把附近河流和山中的水引了过来。红旗渠激励了团结村村民，黄大发决心带领全村开展自己的引水工程。
他们打算从距离团结村仅几公里的螺丝河引水。然而，对村民而言，修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他们花了十年时间，试图挖出一条自己的“红旗渠”。最终，大多数人放弃了。
尽管如此，黄大发没有放弃。他走访水利管理站，学习修渠知识。尽管只上过小学，他还是买了一本词典，逐字查阅不认识的词汇。年复一年，他申请政府支持，想重新启动工程，却始终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答复。
终于，在1990年冬天，黄大发决定徒步100公里前往遵义市，这趟路走了两天。到达后，他守候在遵义县水利局原副局长家附近；该局负责团结村的事务。他那双制式帆布鞋已经破了，脚趾从鞋头露了出来。有关部门同情团结村的困境，但要求村民拿出1万元，作为他们有决心在水利局支持下修渠的证明。
当时，团结村村民平均每年生活费不到100元，凑齐1万元并不容易。有些人一听说这笔钱要用于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失败过的工程，便拒绝出资。一些村民讥笑道：“你们第一次已经失败了，要是第二次真能成功，我就认栽。”不过，黄大发说，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
工程于1992年重新启动，黄大发带领一百多名村民穿越群山，开始挖渠。
地方政府为工程拨款6万元，并提供19万公斤玉米供工人食用，还派来一名熟练的建筑工人协助；但村民仍须自行筹措炸药、锤子和制作水泥的原材料。
施工蓝图要求水渠穿过一面长500多米、高300米的悬崖。在这处峭壁上凿渠必须格外谨慎。黄大发带头把绳子系在腰间，悬在崖壁上测试绳索是否牢靠。仅勘察这处峭壁就花了半年时间。
主渠终于在1994年8月通水，距工程启动已有两年半。一夜之间，团结村开始有水可用。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村里的田野间点缀着翠绿的稻苗和金黄的油菜花。
水渠把水送到每户人家，让村民能够灌溉农田、饲养牲畜。然而，这个村庄的脱贫工作远未结束。每五户中就有一户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这条贫困线定为每年2855元。
尽管如今已年过八旬，黄大发仍然每天清理水渠淤泥、修补漏水处，丝毫没有放慢脚步的打算。“拿锄头挖地，我比任何年轻人都厉害，”他说。“就连犁地，牛也许会快一些，但迟早我会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