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标题引人注目：“中国经济增速为近30年来最慢”，《金融时报》在一则典型报道中指出。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放缓至6.2%，为1992年以来的最小涨幅，当时中国经济刚刚开始迈入高速增长阶段。但近期的下滑与第一季度6.4%的GDP增速相比并非大幅下跌，与2018年全年6.6%的增速相比也不算大。从大局来看，中国GDP已连续多年下滑，此次新数据只是这一系列下滑中的最新一个。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数据直接归因于当前与美国的贸易纠纷，但据沃顿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专家表示，这并非核心问题。相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更为深层、结构性且长期存在，并已累积多年。这些挑战包括过度投资、高储蓄与温和（尽管在增长）的消费支出、高债务以及工业生产率低下。
以上观点来自沃顿商学院管理学荣誉教授马歇尔·W·迈耶（Marshall W. Meyer）（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斯坦福大学美国—亚洲技术管理中心主任理查德·达舍（Richard Dasher）。要克服这些问题，需要对该国经济的组织方式进行重大转变，而政府正试图推动这一改革。
“与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摩擦只是当前局势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达舍指出。
较少依赖出口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当前的贸易争端并未对中国造成深远影响，原因之一在于：多年来，中国经济中的净出口占比大幅下降，目前已低于GDP总量的1%。达舍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5%。因此，尽管中国6月对美国出口下降了7.8%，但这对拥有13.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的中国而言，并不足以构成致命打击。
更宏观地看，迈耶指出，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曲线一直呈下降趋势。上一季度的数据与内部问题有关。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三个问题如下：（1）人口结构，“中国正在变老”，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2）“均值回归”——快速增长的国家“几乎总会在某个时点经历……增速的急剧放缓”；以及（3）“过度依赖资本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
达舍表示，除基础设施过度投资外，中国还通过扩大可用信贷来刺激消费和工业支出。“它们的债务负担确实非常沉重。”他认为颇为有趣的是，金融市场并未对极低的GDP增速“过度负面”反应，“因为消费支出增长了9%以上（部分得益于近期的减税措施）。而工业投资的增速高于GDP增速。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扩大信贷。”官方则通过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供其放贷来实现这一点。
达舍和迈耶就以下节目发表了看法：SiriusXM电台的Knowledge@Wharton广播节目。
但迈耶认为，对中国经济未来而言，最根本且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生产率落后。生产率——“每单位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量”——是长期内每个经济体GDP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而中国的生产率一直偏低。在大多数工业领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早在2007年左右生产率就已出现负增长。而我认为，自大约2012、2013年起，这一判断更加确定。”
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持续累积，尤其是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谁来偿还这些债务？没有人知道，”迈耶表示。要偿还债务，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向价值链上游迈进，发展“前沿产业”。与此相关，中国分析人士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国必须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以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竞相推动创新
中国必须迅速行动。中国正积极追求并符合条件的产业范围涵盖“从绿色能源到人工智能，再到5G及更远的领域”，迈耶解释道。中国正在竞相抢占“生产率将会提高”的产业，以便及时偿还其不断累积的庞大债务。
在中国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各种压力也在加剧。与美国一样，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东海岸中国城市的工资正大幅上涨，而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工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达舍指出。“国内确实存在紧张局势。”中国官员或许无需担心连任问题，但他们“必须担心民众是否认为他们真正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此《金融时报》文章同样认为，中国的主要经济问题源于国内，并正在形成社会压力。“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已涨至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年轻专业人士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城市中买不起房。”
暂且抛开贸易因素，能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核心差异。一些人认为，中美之间真正的竞争最终并非围绕贸易，而是关于谁将引领未来的创新与技术。这一观点也有助于解释与美国向华为出售科技产品以及美国反对华为进入5G领域相关的争议。
与此同时，迈耶表示：“在美国，我们抱怨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它似乎每年只增长0%至1%——天哪，这太低了。”“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自动化等技术带来的收益？而在中国，大多数工业领域的生产率却一直在下降。”
迈耶指出，尽管生产率存在优势，美国却没有一家能与华为竞争的企业，并指出“西方最强的竞争对手是诺基亚和爱立信”，两者与华为相比规模都较小。“那么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一领域竞争？我们为什么一边抱怨中国不公平——按照美国的标准，这或许属实，但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可能并非如此——一边却不参与竞争？”
美国必须增强“其根本的工业能力”，正如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均衡的经济结构一样。但迈耶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鉴于华为享有大量政府援助，美国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美国企业的相关努力？“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支持在我们的许多技术发展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便在今天的硅谷也是如此。”
迈耶还认为，美国应认识到其在贸易战中所进行的冒险博弈。美国应“更多地——或许是更多地——思考，如果习近平被突然赶下台会发生什么。这会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并以此来校准我们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至于关税本身，迈耶称其为“死胡同…这往往会导致经济衰退。”值得注意的是，6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1.4%。
一种钝器
与此同时，达舍认为关税是一种“钝器”，无法有效解决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我们需要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我们需要努力鼓励中国加入其他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拥有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并相互承认彼此保护知识产权的需求。”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近日表示，美国关税“正对那些希望将生产转移到非关税国家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说法似乎有一定事实依据。据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由于对许多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一些国家的采购转移情况有所变化。这些受益国包括越南（最大的受益者）、台湾、马来西亚、智利和阿根廷。野村证券，即日本投资银行。
其他报告显示，墨西哥，甚至法国和德国也从中受益。不过，报告指出，总体而言，贸易争端对第三方国家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些争端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其他国家也将受到影响，因为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