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剧美中贸易战以来的一年里，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市场一直痴迷于这场冲突对两国经济的危害。然而，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构成的真正威胁却在别处。
美国民主党人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起弹劾程序，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正在重演共和党于1998年对比尔·克林顿的弹劾，这是一场徒劳的行动，既损害了共和党，又增强了克林顿的权力，同时也造成了制度性损害。
尽管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都在渲染贸易战将导致美国陷入衰退，或导致中国及其亚洲邻国经济崩溃，但近期的经济数据揭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美国和中国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且符合贸易战升级前已确立的趋势。主要受害者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欧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季度对其经济预测的修订，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出人意料的损失分布。最新修订，该修订于7月下旬发布，预测2019年全球增长率为3.2%，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的预测值3.7%。但这一下调既不能归因于美国，也不能归因于中国。预计中国经济将增长6.2%，与一年前的预测增速完全一致。美国增长预测为2.6%，较一年前上调0.1个百分点。日本及其他亚洲经济体的预测也基本保持不变。这使得欧洲几乎要对全球经济放缓负全部责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预计，欧元区今年增长率将达到1.3%，较一年前的预测下调0.6个百分点；德国增长率预计仅为0.7%，而一年前的预测为1.9%。因此，如果有哪个地区即将把世界拖入衰退，那就是欧洲，具体而言是德国，而非美国、中国或亚洲。
欧洲经济今年遭受的冲击远超美中冲突的任何一方，原因有三。首先，欧洲极易受到贸易战附带损害的影响，因为其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更高。出口占欧元区GDP的28%，而美国和中国分别仅为12%和19%。
此外，欧洲对经济冲击的政策应对几乎总是错误的。当美国或中国遭遇可能拖累经济增长的冲击时，它们通常会以先发制人、逆周期的需求刺激作为回应。针对贸易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几乎立即逆转了其货币政策方向，开始降息。中国则扩大了货币、财政和信贷政策，以确保消费、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支出能够弥补出口和私人投资的损失。相比之下，欧洲对需求疲软的政策应对往往是顺周期的：当增长放缓时，欧洲各国政府不是扩张财政政策，而是提高税收、削减公共支出，以“控制”预算赤字。金融监管机构也收紧信贷条件，迫使银行增加资本并提高风险贷款的拨备。
第三，欧洲遭受了两场内部政治冲击，其破坏性甚至超过了美中贸易战。去年夏天，欧盟委员会与意大利新组建的民粹主义政府之间的预算冲突，重新引发了对货币和银行体系崩溃的担忧，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十年前爆发的欧元危机。而在3月，就在意大利风险有所缓和之际，无协议脱欧突然成为严重威胁。由于欧盟对英国的出口额几乎是对中国出口额的两倍，与英国商业关系的突然中断，其破坏性可能与2008年发生的金融突然停滞一样严重。
现在来看好消息。欧洲表现不佳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误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意大利或英国的冲突——正在走向解决。尽管对全球贸易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德国）仍在持续，但至少欧洲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正开始被视为一种结构性脆弱，而非“竞争力”或经济基本面健康的标志。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央行内部，都在认真讨论放松财政政策。尽管在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反对任何大规模财政扩张的声音依然强烈，但在疲弱的经济增长、民粹主义政党的担忧、绿色投资的需求，以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日益尖锐的批评的共同压力下，德国的阻力很可能会瓦解。即使德国在未来一两年内坚持财政紧缩，欧洲其他地区也将朝着降低税收和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向发展，其原因并未被广泛认识到：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欧洲央行近期的决定恢复量化宽松，并在无时间限制的情况下维持负利率，这保证了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等高负债政府的债务偿付成本将大幅下降。利息支出的减少将使这些政府拥有更多财政空间来减税或增加公共支出。意大利尤其如此，其利息成本目前已超过GDP的3.5%。
这种更宽松的财政环境结束了意大利与欧盟在预算规则上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在几个月前似乎威胁要导致欧元解体。与此同时，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中止议会运作的决定，实际上已基本消除了无协议脱欧的风险。
随着政治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欧洲应能克服过度出口的结构性劣势，并避免陷入衰退。德国的处境可能不太乐观，因为除非它放弃误导性的预算整顿政策，否则其出口依赖症无法得到根治。在此之前，德国将困于其陌生的新角色之中，成为欧洲的落后者。
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这或许并不重要。对全球经济而言，关键在于欧洲整体能否实现强劲复苏。与几个月前相比，如今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已大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