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斯顿·丘吉尔在20世纪40年代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与繁荣一直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两大主要目标。欧盟的创始人将欧洲计划视为一种通过服务于共同商业利益来驯服民族主义激情的方式：一个能够保障和平与经济进步的共同政治和经济实体。
在1946年9月19日于苏黎世发表的著名“欧罗巴合众国”演讲中，丘吉尔认为，对战后欧洲困境的“主权良方”是“重建欧洲大家庭，或尽我们所能重建其中的一部分，并为其提供一种结构，使其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存”。
四年后，即1950年5月9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言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罗伯特·舒曼表示，将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煤钢生产集中起来，其双重目的是“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推动和平成就的取得”。《罗马条约》于1957年签署时，其第二条明确提到了“提高生活水平”。快进70年，欧盟官方网站《罗马条约》第二条明确提到“提高生活水平”。宣称“欧盟已带来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当然，增长在今天欧盟的总体目标中依然占据突出地位。具有影响力的《2000年里斯本议程》宣称的目标是使欧洲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能够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并实现更大的社会凝聚力”。作为“欧洲2020战略”一部分而通过的七项旗舰倡议同样围绕增长展开，即智能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
但这一判断正确吗？在一项新研究（该研究将刊登于经济学期刊《Kyklos》，由我们与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米克尔·巴斯伦德共同撰写）中，我们考察了过去几十年间加入欧盟是否确实提高了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国内经济增长。简而言之，很可能并没有。
难以捉摸的增长红利
长话短说，我们尝试通过不同的实证策略、从20世纪60年代到2015年的不同时间段、不同的国家样本以及不同的数据集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欧盟的增长与美国以及欧盟以外经济水平相当的经合组织国家进行了比较。我们还比较了欧盟内外前苏联卫星国的增长情况，并考察了欧盟内部不同国家的增长情况。归根结底，我们无法证明存在明确的成员国增长红利：欧盟整体的表现与欧盟以外的国家大致相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差。
欧盟成员国身份或许在经济上的益处比看上去更大。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难以准确衡量Facebook、智能手机等某些新现象的经济影响。同样，也可能是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以至于欧盟的经济益处无法在数据中得到恰当体现。然而，即便上述任一情况属实，也不意味着我们的结论有误，只是说明我们应对欧盟的增长影响保持中立态度。
无论如何解读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未能发现欧盟成员国身份带来显著正面经济效益，这与许多得出相反结论的官方报告相悖。例如，经合组织的《英国脱欧报告》声称，欧盟对英国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丹麦政府近期委托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欧盟成员国身份使丹麦人变得富裕得多。此外，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是荷兰经济事务部下属的独立机构，该机构发现欧盟成员国身份使荷兰人变得富裕得多。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欧盟平均水平，而非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不一定反对其中任何一项国别研究。但对于每一个表现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必然有另一个表现逊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因此我们确实质疑更宏观的图景。这表明，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增长效应持自信的积极立场，至少是不恰当的。
这与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关于最新观点相一致，增长战略的相关研究。该观点认为，欧盟可以在监管方面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增长政策方面并不提供现成的蓝图。应对各国特有增长制约因素的政策必须因地制宜，因此只有各国政府才能实施这些政策。
积极面
因此，关于英国脱欧，这里并没有简单明了的结论：我们并非仅考察英国本身，而且无论如何，退出的影响未必与加入的影响对称。评估欧盟的增长贡献，也并不等同于评估整个欧盟计划。欧盟为欧洲公民提供了许多直接益处，当然，这取决于您的视角，也可能被视为成本。在任何欧盟国家学习、工作、旅行和生活的权利，是许多欧洲人高度珍视的权利，尽管也有人并不这样认为。
欧盟在消费者保护、工作场所安全、地区趋同和宪法权利保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通过只关注经济增长，我们显然将所有这些因素排除在视野之外。但这并不影响以下事实：欧盟整体理据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及其持续取得的成就远非清晰明确。若欧盟事实上无法带来繁荣，则可能深刻影响该计划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