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纾困、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都令人记忆犹新，2017年注定成为关键选举年，民粹主义政党乘着不满情绪的浪潮，可能摧毁欧盟。
但这一切并未发生。
在荷兰，强硬的反移民政客海尔特·维尔德斯并未像民调预测的那样大获全胜。
在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并未改变欧洲的未来。
在德国，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在民调中领先，声势受挫的马丁·舒尔茨紧随其后，而反欧盟政党德国选择党落后舒尔茨20多个百分点。
希望的信号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带来冲击之后，马克龙的胜利或许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称其为“欧洲希望的信号”。
马克龙总统在首次国事访问中会见默克尔，体现了这样的希望：强大的德法双引擎能够再次轰鸣。
默克尔和马克龙透露了一些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途径。
这将始于法国启动国内改革，增强法国经济的韧性。这可能促使德国愿意放宽其在欧元区财政管理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排除修改条约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切要等到9月德国联邦选举之后才能启动。
灿烂的夏日
那么，欧洲不满的寒冬是否会转为灿烂的夏日？那些希望搭建桥梁的政客是否会重新全面掌权，而那些想筑起高墙的人只能不情愿地旁观？
不过，别急。
即使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创始国也表明，疑欧主义尚未销声匿迹。
首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究竟会成为怎样的领导人，还有待观察。他领导的国家有1600万登记选民没有参加第二轮选举，或投了空白票、废票。
他的选举胜利令人欣喜，有利于欧洲一体化事业，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建制投票。
这很可能导致议会对立，使这位新总统沦为人们所说的跛脚鸭；甚至早在下个月法国选出新一届国民议会时，就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关键分歧
欧盟另一个创始国荷兰也有同样的情况。
维尔德斯在民调中的表现确实比选举日的实际结果更有声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荷兰政局如今就简单明了。
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破裂，原因是各方在移民政策上存在分歧。这表明，欧洲的关键政治分歧——开放的国际化社会与封闭孤立的社会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
在意大利，只有53%的人支持欧元，许多人认为欧元导致了该国的经济困境。这对意大利而言是新情况；1992年，意大利民众对欧元的支持率为73%。
该国四大政党中有三个在利用疑欧情绪。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的支持率约为30%，如今与社会民主党势均力敌。两党都在角逐下一次选举后成为最大政党。
这就是欧洲的核心地带。
疑欧主义
过去10年间，就连比利时人也对欧盟失去了许多曾经无条件的热爱，并且日益担忧东欧劳工在本国造成的“社会倾销”。
这一切最终体现为英国脱欧、波兰公然违背法治原则、匈牙利拒绝接受欧盟移民政策，以及希腊在接受纾困七年多后仍举步维艰。
所以，没错，那些想在法国和荷兰筑起高墙的人未能掌权。但疑欧主义并未销声匿迹。
问题不只关乎希腊、匈牙利或英国。即使欧洲的历史核心地带也表明，尽管欧洲迎来了新的希望，这场斗争远未结束。
拆除边界
欧洲理事会首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2014年5月于亚琛获得查理曼奖时，曾点明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对于欧洲而言，关注点始终是空间，”他说。“从一开始，典型的做法就是消除货物、劳工和投资的边界，让个人和企业能够流动、采取行动、抓住机遇。
“即使在今天，在能源、电信或数字经济等不同领域，核心仍是打破边界，打造这个广阔的共同空间。
“但我们从未真正把欧洲视为家园和庇护所，如今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曾经大力创造机遇的欧洲，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成了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曾经代表自由与广阔空间的朋友，如今被视为对安全保障和本土家园的威胁。我们需要找到恰当的平衡。”
前路艰难
这就是前进的方向，但道路并不平坦。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既保护失业者，也保护害怕恐怖袭击的人。这并非易事，因为社会和安全政策属于国家事务，而非欧洲事务。
欧盟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放弃对本国军队和警察的指挥权，也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将社会保障提升至全欧洲范围。
马克龙时代或许充满希望，成果能够带来信任，继而促成更多成果；但这绝非轻而易举。
我们或许已经看到初春的最初迹象，但灿烂的夏日仍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