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埃利奥特关于脱欧原因的说法十分鲜明，但许多其他评论人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只是通常会加上一些限定。例如，在她于西尔维娅·奥斯特里讲座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于2016年9月提出了类似看法，主题是“让全球化造福所有人”。在这种观点看来，全球化为许多人带来了经济优势，却也让许多人落在后面。脱欧投票被解释为“落后者”愤怒情绪的表达。
将经济劣势与脱欧投票联系起来的说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限定条件：脱欧阵营（小幅）获胜最显著的特征是投票者的年龄和教育背景（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最低者强烈支持脱欧），而非其经济状况。（参见此处）。脱欧阵营明显赢得了传统保守党选民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在英格兰富裕的南部，而非英国较不富裕的地区。总的来说，或许可以将脱欧投票概括为一种联盟：一方支持“夺回控制权”，另一方则把投票视为表达对自身经济困境不满的方式。
但在脱欧反映了深层经济不满的范围内，将其与全球化的影响联系起来是否有帮助？这里给出的答案是，要理解脱欧投票的经济基础，我们应关注去工业化的长期影响，而非全球化。
2016年8月，黛安·科伊尔写道：“英国的‘脱欧’投票可以被视为反对全球化及其对英国不同地区造成不均衡影响的投票，而不一定是专门反对欧盟的投票。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支持脱欧的比例更高；这些地区受去工业化冲击最严重，平均收入也一直停滞不前。”（D. Coyle，《脱欧与全球化》）。这类说法反映了一种常见错误：把全球化与去工业化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忽视了明确的历史证据：去工业化早在当前这一轮全球化开始之前就已启动。
全球化促成了去工业化，但它只是原因之一，从历史角度看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去工业化（工业部门就业占比下降）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开始。其驱动因素是需求模式的变化和技术变革，最显著的表现是生产率增长加快（以及制成品相对价格下降）。
自1948年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1.48%，而制造业为2.78%（“工业”通常指制造业，加上采矿业和建筑业。采矿业几乎已经消失，但建筑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已接近制造业；建筑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慢于制造业）。
请注意，这里关注的是工业就业，而非工业产出。工业产出并未下降，而是按趋势缓慢增长，如今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英国工业就业者占比
1957年—48%
1979年—38%
1998年—27%
2016年—15%
英国工业就业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峰值，而仅就制造业而言，就业人数在接下来的十年达到峰值。这些总体趋势影响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因此即使在德国这样制造业贸易顺差的工业强国，工业就业也大幅下降。德国工业就业人数的下降速度慢于英国，但其占总就业的比重自1970年峰值以来已减少一半以上。
这些趋势具有长期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哈罗德·威尔逊20世纪60年代执政期间，英国流失的煤矿岗位远多于玛格丽特·撒切尔20世纪80年代执政期间。这些趋势反映了煤炭在工业和家庭用途上的急剧萎缩，以及后来发电领域逐渐弃用煤炭的转变。
诚然，随着英国煤炭产业衰退（深井采煤于2016年结束），英国已成为煤炭进口国，2015年进口了2500万吨。但如果问这些煤炭改由国内生产能创造多少就业岗位，答案或许是12,500个。这并非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只能让就业人数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而且当然仍远低于该行业昔日的规模。
钢铁产业的历史也很有启示意义。下图展示了该行业的就业人数（红柱，单位为千人）和产量（蓝柱，单位为百万吨）。自1971年以来，钢铁行业的劳动力减少了95%，其中绝大部分降幅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79年至1981年间的降幅占总降幅的50%）。同期，产量下降了50%。这段历史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我们仍生产大量钢铁，但生产率大幅提高（加上产出构成发生变化），意味着如今生产这些钢铁所需的工人少得多。第二，产量下降与中国竞争关系不大，尽管近期讨论对此着墨甚多。直到21世纪初，中国进口量才大幅增加；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仍是钢铁进口国。
纺织服装业和造船业也有类似的长期衰退故事。但同样重要的，还有汽车制造等更具“现代”特征的行业。与钢铁行业一样，汽车产量自20世纪70年代初的峰值以来有所下降，但金融危机后已回升至远超峰值的90%（当然，产出构成已发生显著变化）。然而，由于生产率提高，生产一辆汽车所需的工人也远少于四十年前。如今汽车制造业直接雇用约140,000名工人，而1972年这一数字为50万。
去工业化导致的岗位流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工业的服务业提供的就业类型分化更为严重。历史上，工业为学历较低的人提供了许多稳定且薪酬相对较高的岗位（但这些岗位往往要求很高的行业专门技能）；而大多数服务业工作对缺乏较高学历的人帮助不大。服务业中的优质岗位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护理服务、零售等领域低薪且往往不稳定的岗位数量也迅速增长。
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后，在职福利（以及住房补贴）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每年耗资约300亿英镑的工资补贴体系。这种“新斯宾汉姆兰制”在保守党政治中引发了显著的一百八十度转变：保守党试图通过法定“生活工资”，将提高低于贫困线的工资所需的部分成本转移给雇主。（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法定最低工资时，保守党曾强烈反对；该法案于1998年通过。）但这一政策转变只略微降低了公共支出的成本。
与全球化相比，需求和技术的变化更促成了去工业化。严重的政策失误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并使其集中在较短时期内发生（最明显的例子是，撒切尔政府政策导致英镑在1979至1981年间大幅升值）。但总体而言，这一进程并非主要由政策驱动。
在应对脱欧投票背后的经济问题时，必须明确，全球化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说得直白些，即便全球化以某种方式逆转，也不会让英国的工业岗位数量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的水平。当然，工业岗位有可能增加，例如可再生能源等行业扩张就能带来岗位。但要全面“重新工业化”，以抵消近几十年来需求和生产率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想法不切实际。
确实有充分理由设法抵消全球化对特定群体工人造成的影响，但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为目前从事服务业中许多糟糕岗位的人带来好得多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