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欧盟经济的考验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
在一本新书中，欧洲经济学家马尔科·布蒂回顾了应对这两场危机的经济政策背后的分析基础。
本文摘编自该书。布蒂根据自己参与危机管理和应对工作的经历，总结了欧盟未来制定政策的经验。
过去十二年深刻改变了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全球金融危机恰好在我担任总司长之初爆发，其连锁影响一直持续到我的任期结束，对欧盟而言是一次尤为严峻的考验。2020年3月爆发的疫情危机带来的影响，考验则更为严峻。欧盟委员会本身也是变革的参与者。在这些年里，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委员会角色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治理贡献的深刻转变。
在一本新书中，我回顾了自己过去十二年的思想历程。书中许多文章是我与欧盟委员会同事合写的，也有一些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同行合写的。这些文章大多曾在Vox网站发表。
在本文中，我着重探讨一些一般原则，它们或可指导欧盟在过去十二年困扰欧洲经济的双重危机之后制定经济政策。
面向未来的经验教训
短时间内接连应对两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将欧盟委员会的决心和想象力逼至极限。在大衰退留下的创伤尚未愈合之际，管理疫情危机并“重建得更好”的挑战，进一步抬高了政策和制度雄心的门槛。
基于我亲身参与危机管理和应对工作的经历，我认为，未来几年欧盟制定政策时应汲取六条关键经验：
1. 避免“倒金字塔”。欧盟政策监督往往过度关注客观上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过去常有人批评欧盟陷入“纠结小数点”的困境，尽管这种批评并非总是公允。政策监督应重新聚焦于欧盟条约所说的“重大错误”。内化溢出效应（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政治层面的）应成为指导原则。至关重要的是，复苏与处置计划（RRPs）的实施也将提供强调“重大优势”的机会。
2. 不要陷入“局部均衡”综合征。金融危机表明，欧元区一隅的紧张局势可能对其他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在某些情况下演变为系统性问题。金融危机期间建立的更有力工具箱有助于应对此类问题，但可能仍不足够。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表明，要把握欧元区的“总体均衡”动态，就必须考虑国家之间（在财政和宏观经济监督的实施中）以及政策之间（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依存关系。
3. 抵制“完备契约”。金融危机期间，成员国彼此之间以及成员国与欧洲机构之间缺乏信任，导致一些国家怀疑在实施财政规则时是否应行使任何裁量权。这促使人们试图用复杂算法编纂世界上所有可能的情形，以尽可能避免裁量决策。稳定与增长公约（SGP）过度精细化的设计，就是这种偏离做法的典型例子。然而，正如经济分析和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完备契约并不存在。此外，日益复杂的算法往往基于不可观测变量，这增加了复杂性，而复杂性本身会削弱监督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如果要简化宏观经济和财政监督规则，成员国就必须接受欧盟委员会运用适当程度的经济判断来实施这些规则。
4. 记住，在欧洲，从A到B并非一条直线。欧盟内部存在不同的敏感关切和复杂的政治现实，这意味着提案通常必须争取不同群体的支持，并得到社会和政治偏好各异的国家接受。因此，达成共识往往十分繁琐，需要复杂的谈判和“迂回推进”。事实上，试图在A与B之间画一条直线，可能会损害倡议最终取得成功的机会。例如，在一些国家，如果将增加公共投资表述为需求政策，呼吁就更容易得到响应；在另一些国家，则应强调其供给侧效应。另一个例子是打造安全的欧元区资产：强调其在深化市场和增强欧元国际地位方面的作用，比将其定位为财政联盟的一部分，更有利于推动其成功。
5. 红线就是用来跨越的。在欧盟理事会或各个委员会及论坛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部门自然常会带着若干由国内政治考量所决定的红线。只要将共同利益纳入考量，并延长评估某些政策或改革的时间跨度，这些红线中的大多数就不再那么难以逾越。欧盟委员会的一项关键职责，是提供有理有据的论证，帮助确定哪些界限需要跨越，从而降低各国决策者的“贴现率”。委员会在提出应对疫情经济冲击的方案时就这样做了。
6. 不要成为“日本留守兵”。二等兵中村辉夫等士兵的经历值得我们引以为鉴。他是日本帝国陆军的一名士兵，被独自部署在一座偏远岛屿上，直到1974年才投降，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近30年。政策项目或政策路径有时会在其政治相关性消退、经济依据被证明已过时之后仍继续推进。对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有一句名言：“困难不在于提出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如今，传统经济范式正受到严重质疑，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尤为关键。
塑造欧洲明日的经济，意味着在疫情之后实现更好的重建。这需要作出果敢的政治决策。在欧盟内部，只有欧盟委员会及其经济学家具备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分析能力、制度职权，以及细致入微的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