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想象中，很少有画面比一队双峰骆驼在沙漠中缓步前行、穿越欧亚大陆广袤的开阔地带，从西向东（或从东向西）更令人难忘。如今，中国正逐步迈向“丝绸之路”的现代化版本，现代版“丝绸之路”此时不妨回想一下，这一古代世界的象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毫无疑问，这些陆上贸易路线在中世纪早期和晚期都已存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商旅穿越沙漠，将极其重要的文化影响从西方带到东方，同时把货物运往相反的方向。
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中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其庞大的“一带一路”（OBOR）跨洲基础设施项目旨在连接东亚、中东和欧洲。简而言之，无论古今，丝绸之路的故事既是沙丘的故事，也是海洋的故事。
思想的交流
陆上路线运送香料、宝石等不占空间的物品，也运送成匹丝绸和成包的未织丝线。这些路线还有助于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思想与艺术带到东亚。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艺术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受到希腊影响后，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并影响了中国乃至日本的艺术。日本留存的中世纪佛像雕塑中，有些图案最终可追溯至古代地中海地区，这确实令人称奇。
八世纪时，有一些商人——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并以至今仍未得到解释的“拉丹尼特人”称号为人所知——从法国出发，有些人设法经陆路抵达中国。但他们并非真正的先驱，因为他们只是加入了现成的骆驼商队。此时，这条路线还不能认真地视为早期全球化的例子。少量高价奢侈品对西欧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只有政治环境适宜时，横贯亚洲的路线才可能繁荣；11和12世纪相对平静。然而，随着蒙古人的崛起，新的政治秩序在俄罗斯至中国的广大地区带来了和平，使长途旅行更加容易。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在黑海沿岸的贸易中心落脚时，情况尤其如此，其中著名的有克里米亚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以及亚速海沿岸的塔纳。
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欧洲访客——马可·波罗——如果他的记述可信，就并不典型：他在13世纪于蒙古政权任职多年，之后乘船返回威尼斯。但也有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远赴中国沿海的泉州，在那里生活并终老。中国丝绸确实曾运抵西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礼仪服饰中，至少有一件物品就是用中国丝绸制成的。
海上航线居于主导地位
14世纪蒙古帝国解体后，连接中国与更西方地区的海上航线地位日益凸显，尽管事实上这条航线此前已连续运行了许多世纪。
事实上，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相关贸易网络便已初具雏形：来自埃及的希腊商人抵达孟加拉湾，大量胡椒则运抵罗马的奥斯蒂亚港。
然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与中国的海上联系极其脆弱，罗马派往这个敌对大帝国的使团往往不受重视，遭到冷淡对待。此外，中国历代政府通常不太关注海洋，而是专注于开发本国丰富的资源并从中征税。
从七世纪起，海上贸易向如今称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地区开放，带来了重大转变。宋朝时期，约在1100年以中国南方为中心的宋朝鼓励中国商人乘船出海。东印度群岛的樟脑贸易有两个方向：向北运往中国沿海，也向西进入印度洋。
在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统治者的支持下，东印度群岛逐渐形成一个贸易网络，将中国商人的世界与马来和印度商人的世界连接起来。
一条名副其实的贸易路线正在形成，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姜饼
沿着海上航线，越来越多的香料向西流转，经印度进入红海，再运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由热那亚、威尼斯、巴塞罗那及其他西部港口的商人收购。有时香料经陆路横越欧洲，或最终绕过伊比利亚半岛走海路，最后成为吕贝克、里加或塔林汉萨同盟市民制作姜饼的原料。
船只还运载了大量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在伊斯兰世界颇受欢迎，如今仍不断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沉船中被发现。井里汶沉船在爪哇附近发现，船上载有50万件瓷器，属于一批重达300吨的货物。
最终，随着马六甲于15世纪初建立，中国人在印度洋边缘设立了一个据点。这得益于约1420年前后短暂而活跃的海上活动时期，当时明朝皇帝派遣大型船队驶入印度洋，由郑和将军率领，以展示中国国旗，并收集有关中土之外世界的信息。
这些连接东西方的航线，早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到来之前便已存在；1500年之后，这些国家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而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案例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而非陆上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一带一路”（OBOR）项目下，火车横贯亚洲所运载的货物数量，远远无法与复兴后的中国商船队通过海路运输的巨量集装箱货物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