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推行自由化改革至今已有四十年。这些改革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并将中国转变为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全球制造业强国。
此后，中国共产党（CPC）一直致力于逐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与整体经济形势相比，中国国有企业（SOE）的情况更为复杂。
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正从投资驱动、依赖出口的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作用愈发重要，因为它们历来协助政府推进改革；然而，新的消费导向型经济需要灵活性和响应能力，而国有机构通常缺乏这些特质。
中国有109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但其中仅有15%为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规模庞大，因此在应对市场需求时缺乏灵活性。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结构性效率低于民营同行。中国公共部门增长停滞，导致其总体资产规模收缩。国有企业常因滥用贷款优惠准入而受到批评，也被指游说推动排挤有竞争力民营企业的法规。人们普遍认为，若没有目前享有的种种优待，国有企业无法在创新驱动的市场环境中生存。
受习近平主席反腐运动影响，企业高管更替频繁，也使政府企业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方面，企业清除了腐败高管；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缺乏连贯的战略。
与此同时，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壮大的中国民营经济，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们常用60/70/80/90这组数字描述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民营经济贡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承担70%的创新活动、提供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民间财富还贡献了70%的投资和90%的出口。随着国有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国家承接更多基础设施项目，其在中国出口中的公共部门占比上升，民营企业出口所占份额可能会下降。
中国民营科技行业的成功也值得关注。华为引领着全球5G革命，并积极推动其创新成果走向世界。
尽管存在上述因素，中国政府仍积极支持国有企业，并致力于让它们做大、做强、提高效率。这一点对于需要政府监管的某些战略行业尤为重要，具体包括国防、能源、电信、航空和铁路系统。相反，政府也鼓励通过降低持股比例，退出其他行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在落实政府“抓大放小”政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通过私有化、出售资产以及兼并收购，大幅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该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目前正着力将剩余国有企业重组为现代化、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几乎所有由国资委监管的实体都采用公司制形式，在法律上与政府分离，并设有自己的董事会，从而有效地向高管下放更多权力。
政府也在通过重组、改制和提升内部治理标准，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甚至在电信公司中国联通引入混合所有制，向14家私人投资者出售了价值约110亿美元的股份。此举旨在提高中国联通的问责水平，使其更加注重创造股本回报，同时保留国家控制权。
这些举措旨在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确保最终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重申了中国政府巩固国家控制、同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最终决定作用的承诺。换言之，政府希望密切关注市场力量，并在关键情况下保留“干预选项”。
中国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正在投资和知识产权领域经历重大变革，但尚未做好监管大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的准备，因此政府选择保留对国有企业直接控制的选项。此外，一旦产权框架发展到一定水平，与其在当前法律环境下出售陷入困境的资产，政府通过私有化有竞争力的企业或许能获得更多收益。
贸易战加剧的威胁进一步拖延了私有化举措。中国共产党被迫将安全置于效率之上，因此，为了能够立即应对任何经济威胁而采取的加强集中化的保守立场，正越来越受重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强硬言论，称：“没有人有资格对中国人民发号施令。”此类行动加深了相关各方之间的不信任，并推动中国走向进一步集中化。
国有企业经常被用作落实政策、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和建设基础设施的工具。这一连贯战略促成了杭州和深圳等超大城市的兴起，这些城市展现了在国家指导下协同运作的实体所具有的潜力。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合作值得承担集中治理带来的成本。
因此，考虑到裁员带来的潜在社会成本、可能出现的违约，以及新私人所有者管理企业不善等风险——这些都可能引发重大动荡并立即造成不稳定——现阶段私有化国有企业似乎弊大于利。中国共产党明智的做法是继续采取措施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并逐步建立面向未来的私有化框架，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因为它认识到，在集中治理体系内，政府提升国有企业效率的能力有限。
政府通过减税约3000亿美元、加大对创业的支持，证明了其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政府还通过国家资助的风险投资基金、设立初创企业加速器和高科技产业园，鼓励“深科技”创新。
最终目标显然是确保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因此，未来达成的贸易协议有望通过恢复信任、减少安全方面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市场自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