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各国政府很快将需要填补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的两个空缺席位。与其提名将极力推动本国观点的候选人，它们更应考虑那些有可能影响欧洲央行政策的提名人选。
在各国选定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替马里奥·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三个月后，欧元区各国政府现在还需就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做出其他重要人事决定。德国董事会成员萨宾娜·劳滕施拉格尔上月意外辞职，加上她的法国同僚贝努瓦·科雷的八年任期将于12月届满，目前有两个空缺席位有待填补。
这些职位至关重要。执行董事会的六名成员与欧元区19国的国家央行行长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由于董事会成员均在法兰克福工作，他们彼此密切接触，并在提出委员会应采取的方向和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欧元区各国政府达成了一项非正式谅解：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合计占欧元区经济的四分之三，它们始终可以在董事会中拥有一名本国人选。这意味着空缺席位很可能由一名德国人和一名意大利人填补（因为拉加德与科雷一样是法国人，而即将离任的德拉吉是意大利人）。
这似乎是确保欧洲央行持续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明智做法。遗憾的是，大国未必总能提出最佳人选。事实上，最有希望接替德拉吉的两位人选——芬兰人埃尔基·利卡宁和奥利·雷恩，都来自一个小国。欧洲央行的首任行长、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也是如此。
在考虑欧洲央行的任命时，各国政府自然会想到那些将极力支持“国家观点”（如果这种观点确实存在）的候选人。因此，德国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一位坚定支持硬通货政策的人选，他认为该央行的政策过于宽松，利率对个人储户、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而言都过低。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可能会提名一位认为欧洲央行应全面推行资产购买计划、进一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并且不应过度施压银行处理其不良贷款存量的候选人。
但这类候选人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中不太可能有很大影响力，德国联邦银行行长耶尔格·魏德曼的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魏德曼无疑具备成为一名成功欧洲央行行长所需的全部技能：他对货币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拥有丰富的政策经验，并且是一位表达清晰、富有感染力的公众演讲者。
遗憾的是，他似乎过于强硬地推行了德国的观点（或者，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许多德国评论人士的观点）。尽管魏德曼的强硬立场可能增强了他在德国作为货币稳定坚定捍卫者的形象，但这令委员会中许多其他成员和欧元区各国政府感到反感。因此，他接替德拉吉的候选资格未能获得广泛支持。
出于同样的原因，魏德曼对欧洲央行政策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而该政策实际上取决于委员会在任何特定问题上的重心所在。那些离该重心过远的委员会成员，即便他们与国内情绪一致，也会被忽视并失去影响力。
前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经历或许在这方面颇具启示意义。戈德华特在许多问题上持有毫不妥协的保守立场，并在接受196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时，曾广为人知地表示“捍卫自由时的极端主义并非罪恶”，以及“追求正义时的温和并非美德”。尽管这是一句精彩的金句，而且他的竞选或许为一代人之后罗纳德·里根的提名奠定了基础，但戈德华特最终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输给了林登·约翰逊总统。
因此，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不应提名那些将极力推动国家观点的执行董事会候选人，而应考虑那些有可能影响欧洲央行政策的提名人选。这要求候选人在管理委员会近期将面临的问题上不能持有可预测且僵化的观点，例如欧洲央行是否应延长资产购买计划和/或进一步下调利率。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应以开放的心态就每个政策问题依其本身优劣加以考量，并愿意且能够协助在管理委员会中达成广泛共识，以支持政策决定。在许多方面，这些特质正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提议由拉加德接替德拉吉时所看重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