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导致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下台于四月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大批在喀土穆街头游行的女性为非洲各地的女性领导人带来希望。女性，无论老少，已占高达70%的苏丹抗议者，尽管据报道她们遭受恐吓、骚扰和甚至强奸。世界应当认可她们的勇气，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更多非洲女性成为政治领导人。
苏丹并非孤例。在其他非洲国家，女性正在政治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女性过去较少露面，且往往面临类似的暴力和虐待风险。许多女性领导人，包括与我一样的穆斯林女性，走在推动阿尔及利亚前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下台的运动前列（发生于今年早些时候），并推动突尼斯在2018年实现变革。她们在2011年席卷该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中同样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女性在结束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冲突和推动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她们往往在被边缘化，在随后的和平建设和政治进程中。谈到正式机构，男性便径直取而代之。
这是更广泛的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据联合国统计，不足四分之一的国家议员为女性。今年年初，全球仅有11位女性国家元首和10位女性政府首脑。而联合国自身及其众多机构和合作伙伴的领导层，仍由男性主导。
因此，苏丹抗议活动的领导者——女性——必须在塑造该国政治未来方面获得平等的发言权，这一点至关重要。鉴于近期和平会谈因暴力升级及对抗议者的袭击而中止，这一点尤为重要。
通过我在塞拉利昂的亲身经历，我认识到，成为女性政治领导人需要培育和坚韧，并辅以指导与教育。唯有如此，非洲女性才有望克服她们面临的诸多障碍。
以非洲穆斯林女性为例，你在家庭内部、家族之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都遭受性别歧视。此外，在男性身上备受赞扬和推崇的领导素质——例如自信、果断、决断力和战略思维——在女性身上却被视为负面特质。你会被视为傲慢、咄咄逼人、爱操纵且控制欲强。仅仅因为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取得成功，就很容易陷入孤立，并遭受批评和谴责。
此外，非洲女性领导人未能建立起足够的支持网络。因此，她们在兼顾领导者、母亲和妻子等多重角色时，往往承受过度压力，身心俱疲。
最后，在我于联合国开展的冲突中性暴力相关工作中，我目睹了侵犯女性权利与自主权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如何被用作使她们噤声的手段。我们需要针对此类袭击采取更有效的国家和全球应对措施，并必须帮助受害者站出来发声，让她们的声音被听到。
苏丹许多女性抗议者遭到安全部队的针对，并遭受压制性的规范与法律，在巴希尔30年统治期间。她们持续的抗争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使其能够迅速而灵活地作出回应，支持本土和基层女性运动。
女性的声音需要被直接听取，而非通过繁杂、短期且进展缓慢的援助与发展项目来传达。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提供女性告诉我们她们所需要的支持，而非（如常见情况）我们想象中她们需要的东西。
尽管有一些项目为年轻女性的领导能力提供了创新且灵活的支持，例如CARE的全新Women Lead倡议和乐施会的RootsLab，但此类倡议可获得的资金非常有限。在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举行的一次闭门圆桌讨论中，来自性别研究、倡导和政策制定领域的专家指出，需要更具协作性、灵活性和长期性的资金，以应对深层次挑战，这些挑战正在助长性别不平等，并限制女性工作、领导和发声的机会。
为应对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应设立一项专项基金，以支持和提升女性的政治领导能力，并在她们为苏丹等国变革而努力时，保障其福祉与安全。该基金可用于资助领导力与媒体培训、社区对话、个人安全措施、法律与倡导工具、托儿服务以及其他优先领域。
此类支持将使女性能够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机构中维持并扩大其政治参与。通过承诺建立此类资助机制，国际社会将有助于在关键的政治动荡时期加强女性的发声。
近期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事件表明，当非洲女性拥有集体声音时，她们可以多么强大。通过今天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支持非洲大陆新兴的女性领导人，我们便能帮助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