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的支流发源于中国桐柏山和大别山的高地,蜿蜒660英里流经河南和安徽两省,随后注入江苏省的洪泽湖。
历史上,淮河两岸的农田依靠河水灌溉,人们的生计也随之在河畔发展起来。如今,河两岸居民的生活质量大致相当。
然而,淮河以北居民的预期寿命比南岸居民低多达三年。原因何在?冬季取暖燃烧免费燃煤,导致北岸居民暴露于更高水平的污染之中。
何国钧教授及其同事在研究中国淮河政策对健康的影响时发现了这一点。该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淮河以北的居民提供免费或补贴煤炭。何国钧教授 及其同事在研究中国淮河政策对健康的影响时发现了这一点。该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淮河以北的居民提供免费或补贴煤炭。
研究显示,淮河以北地区的颗粒物污染水平高出46%,导致平均预期寿命减少3.1年。
污染是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据何教授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45亿人暴露于空气中颗粒物(PM)浓度之下,其水平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安全水平的两倍。
加入“为地球发声”运动
他表示,如果全国各地都能达到本国一级PM10标准(直径不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仅中国一国就可挽回超过37亿个生命年。
这位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科学学系的助理教授,其研究成果已被用于编制空气质量生命指数(AQLI)。他在此介绍了自己对中国空气质量的研究,并解释了为何污染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环境风险之一。
您的研究如何首次证实污染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
人们早已知道空气污染对健康有害。但要量化这些健康影响却颇具挑战,尤其是长期影响。人口会迁移,而且根据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人们可能暴露于不同的污染水平之下。要控制所有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因素通常十分困难。
因此,淮河研究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条件。政府划定了一条界线,称“线以北地区将提供冬季取暖”,这带来了大量燃煤需求。界线以南则没有此类供暖系统。这项政策本意是为民谋福利,但其意外后果是中国北方的污染水平大幅升高。因此,经过数十年的暴露,我们可以借助这一极具价值的条件,考察长期接触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当我们吸入受污染的空气时,身体内部会发生什么?
人们关注的是细颗粒物PM2.5。由于颗粒极其微小,它们能够渗入肺部和血液系统,并随血液流经全身,进入心脏和大脑。例如,如果某人患有原有的呼吸系统或心血管疾病,PM2.5可能会引发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等问题。
您的身体会对颗粒物产生炎症反应。当来自体外的物质进入体内时,就会发生这种反应。身体随后会试图阻止其造成伤害,而这一过程便引发了炎症。
但影响不仅限于身体层面:当烟雾颗粒进入心脏乃至大脑时,它们同样会损害认知能力。因此,其影响远比炎症更为全面。去年有研究表明,污染会影响认知能力和生产力,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曾将空气污染描述为一种“无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我同意,但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们低估了空气污染的潜在危害。总体而言,我完全同意。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及许多国际组织依赖于我们称之为关联研究的估算结果,即考察空气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关联。许多探索所谓自然实验和因果实验的新研究发现,其影响比关联研究所显示的更大。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会尽力解答!根本原因在于:贫穷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由于环境标准相对滞后,它们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其中一些行业污染严重。然而,人们在贫困时,为清洁空气付费的意愿相当低。因此,政府和公众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并不十分关注空气污染,直到人们开始认为“我们想要更好的环境,不想患上这些疾病”。
在经济学中,空气污染常被称为“外部性”,即企业在做出生产决策时,并未将其施加于民众的外部成本纳入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旁观者受到这些污染物的伤害。这就像有人吸烟时,旁观者同样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并非交易的任何一方,即既非买方也非卖方。
您还研究了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进行的空气治理,其对死亡率有何影响?
国际社会十分关注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因此要求北京改善空气质量。在仅略超一年的极短时间内,大量监管措施得以实施,空气质量由此得到了极为显著的改善。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比上一年提升了约30%。
这类改善在历史上几乎前所未有。因此,我们开展了一项研究,以探究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的改善是否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研究发现,即使在短期内,人口健康也得到了巨大改善。空气变清洁后,死于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立即下降。我们还将受监管措施影响的城市与未受影响的城市进行了比较。空气质量改善后,死于这些疾病的人数随之减少。
奥运相关监管措施对月度死亡率的估计影响
北京及其他城市目前的空气质量如何?
奥运会结束后,从2010年至2013年,中国的空气质量再度恶化。但在2013年,政府发起了所谓的“治污攻坚战”。在过去五年中,污染严重的中国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改善了35%以上。因此,若将北京现在的空气质量与五年前相比,几乎可以说当前的空气质量甚至优于奥运会期间的水平。这表明,有力的执法和更好的监管能够改善空气污染状况。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是一项相当全面的计划。它首先着眼于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汽车、工厂以及农田秸秆焚烧。例如,他们将大量工厂迁出核心区域,并关停、淘汰了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政府还向农民提供补贴,鼓励其回收利用秸秆,使其无需焚烧。
社会中哪些人受空气污染影响最大?
若从急性影响来看,婴儿和老年人受影响最大,因为他们的身体对空气污染最为脆弱。但从长期来看——即以多年而非数日或数月计——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但就暴露不平等而言,这在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新兴问题,或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富裕人群有能力在家中和办公室购买防护设备,而贫困人群则无力购买。如今,富裕人群有80%的时间待在室内,那里的空气质量远优于室外。而贫困人群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金购买此类设备,因此他们的暴露水平要高得多。因此,防护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贫富之间的环境不平等。
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我们如何缩小空气污染方面的不平等差距?
这一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当然,我们都关心空气质量和环境,但人们同样关心收入和增长。我认为理想的方式是制定符合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
因此,一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存在一个最优的监管水平。我们既不希望监管过于严苛以致扼杀就业,也不希望监管过于宽松,使大量民众深受污染之害。我们需要开展更加协调的讨论。
您是否乐观地认为,全球范围内我们能够减少排放,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污染指导标准?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这取决于当前趋势,以及人们对空气污染所持的决心与共识。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减少污染的成本很高,对于依赖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如此。
政府和学术界应当携手合作,找到最经济的实现方式。中国目前的做法——暂停生产、搬迁和关停企业——成本相当高昂。但我们应当能够找到一种低成本的途径来实现既定目标。不过,目前我们仍缺乏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科学依据。
在每个国家,监管污染行业最终都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有许多非政府组织正尝试在线公布污染和排放数据,这既向公众提供了信息,也促使监管机构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共同合作,以应对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