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将经济增长归功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一个国家只需有“热忱”来开发“显而易见的”商业应用，并建设设施以满足对新产品的需求。
直到最近，中国人也持相同看法。但如今，中国商界人士和企业家日益展现出适应新机遇的创业干劲，也表现出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而非仅仅复制现有成果。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要在全球经济中取得并保持领先，就必须创新。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几家公司通过提供促进创新活动的数字时代基础设施，取得了突破。工业企业近来还涉足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政府显然支持中国企业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毫无疑问，政府认识到，当西方创新依然乏力时，这类创新就更有价值；西方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持续长期放缓。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旨在促进创业和创新的举措。政府大幅缩短了新公司注册流程，建成了大量学校，让中国孩子更多地了解他们将要面对的世界。最近，政府还为外国专家进入中国、参与商业领域的新项目提供了便利。
当局也认识到让经济中有更多竞争的重要性。个人应能自由创办新公司，现有公司也应能自由进入新行业。竞争能解决许多问题——这一点正日益被西方遗忘。
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官员讨论了政府两年前为促进竞争而推行的基本改革。根据新政策，产能过剩意味着应允许供给收缩，并促使多余企业退出市场。当然，需求过剩则意味着应允许供给增加，从而推动新企业进入市场。
关键在于，如果现有企业受到保护，不受携带新理念进入市场的新参与者冲击，创新就会减少，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适应”也会减少——借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说法。
还可以提出另一种论证。在任何现代经济体中，几乎每个行业都面对着很大程度上无法预知的未来。一个行业中思考某个问题的公司越多，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家被排除在某个行业之外的公司，或许掌握着该行业所有公司都不知道的信息。又或者，某种独特经历可能让某个人获得了“个人知识”，而这种知识不可能传授给没有同样经历的人。无论如何，当外部人士能够自由贡献所长时，社会便会受益，例如价格更低、就业机会更多、产品和服务更好，等等。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伟大理论家都已认识到这一切：哈耶克、弗兰克·奈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如今中国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懂得，当各家公司——每家都有自己的思路和知识——能够自由竞争时，国家便会受益。
西方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政府都认为，保护既有企业免受竞争是自己的职责，即使竞争来自提供新型改进或创新的新企业也是如此。这些保护措施形式多样，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阻碍了许多企业家提出更好新想法。
历史上充满了竞争价值的例证。战后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行业都由英国工业联合会内部的排他性团体控制，禁止新参与者进入。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首相时，全要素生产率（TFP）已陷入停滞。但撒切尔制止了联合会的反竞争做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的TFP又开始增长。
如今，我们在中国看到了类似情况。到2016年，中国的TFP增速已连续多年放缓。但自那年的改革以来，这一增速一直在回升。
西方必须应对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大幅TFP放缓。停止保护现有企业、使其免受那些怀有新改进和创新理念的新参与者竞争，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