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新书中，来自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ORF）的萨米尔·萨兰和阿尼尔班·萨尔玛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的霸权造就了一个监管不足的“类固醇资本主义”时代。
但他们表示，既重视隐私、安全和伦理，又由市场驱动的创新仍然是可能的。
他们重点指出了当前格局中的四个设计缺陷，这些缺陷体现了地理、技术与社会之间正在显现的种种矛盾。
以下内容改编自 GeoTechnoGraphy: Mapping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Digital Age （新德里：Penguin Viking，2025年），由萨米尔·萨兰和阿尼尔班·萨尔玛著。
随着21世纪的推进，我们已深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由技术驱动的时代，“建立在数字革命之上并融合多种技术”，在各个领域引发范式转变。这是一个“以指数而非线性的速度演进”的时代，急剧加速的变革不仅影响着我们做事的方式，也影响着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的身份。
大型科技公司及其他少数大型科技企业，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市场份额和巨大的影响力，是这一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借用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的名言，这些公司利用“代码即法律”来影响、指导并支配数字社会的行为。它们秘密追踪用户的每一步动向，积累起来路不正的个人数据帝国。它们纵容反竞争行为，以压制竞争对手。急于抢占市场的过程中，它们有时会牺牲本可使产品更安全的防护措施。它们很少关注其技术的气候代价。它们还以几乎总是让其服务成为我们首选支持渠道的方式，制造用户依赖。
尽管我们关注并批评这些倾向，但我们并不反对商业、反对市场，甚至不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大型科技公司的过度行为所代表的“类固醇资本主义”理念。我们认为创新值得赞扬，但不能以牺牲隐私、安全和伦理为代价。我们也认为，市场始终将是大规模提供创新与惠益的核心渠道。因此，我们建议为市场提供基本的监管支撑，使新技术保持非掠夺性、非排他性并对地方情况敏感。
此外，在我们反思一些有助于遏制大型科技公司部分侵入行为的机制时（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在推行更加透明、负责任的数据治理方式，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正在为国内企业和创新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并不主张“大政府”。相反，我们信奉细致入微、灵活敏捷的多利益攸关方框架，以及既能赋能企业又能赋能公民的轻度监管。
四个基本的“设计缺陷”构成了当今地理技术格局的基础，当代数字社会中的许多动荡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它们。
第一，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即某些生产中心的价值观被强加于消费地——已不再站得住脚。硅谷的意识形态被强行套用于本地市场，而这些市场的来源截然不同。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诞生并成长于一个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力保护的环境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限制个人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新闻媒体也可以在无惧管控或惩罚的情况下发布信息和观点。
但是，当承载这些理念的平台被移植到对可允许言论有不同理解的另一个地区时，人与价值观的冲突可能立即且强烈地爆发。虽然大多数文化都追求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它们也设定了必须满足的边界条件。跨国社交媒体通过打造其架构本身就允许忽视这些条件的空间，使冒犯他人的权利制度化。从更广泛的层面看，随着更多国家提升其技术能力，它们渴望被视为创新者和生产者，而不仅仅是其他地方开发的技术的市场。
第二，公民身份的概念是归属于一个国家、受某一体制治理，并拥有如宪法等界定治理性质与范围的框架的产物。但如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契约正日益由私营主体居中调停。云服务提供商、大型网络零售商和社交媒体公司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尽管这些企业本应对其运营所在国家负责，但对它们而言，国界似乎毫无意义，它们肆无忌惮地行事，极少顾及当地法律。
例如，2023年，印度政府公开点名批评推特（Twitter），指其屡次违反国家法律，并拒绝按要求删除有害内容。2024年，WhatsApp及其母公司Meta发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向印度威胁称，如果政府继续要求社交媒体公司破坏端到端加密以协助执法部门，WhatsApp将退出该国。随着私营主体争相以自身条件提供公共服务，它们削弱了政府和公民的地位。
第三，创新地与监管地之间的二元对立影响着技术的开发与分布方式。从历史上看，美国一直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创新中心。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仅2023年，总部位于美国的机构就产出了61个重要的人工智能模型，远超欧盟的21个和中国的15个。截至2024年，该国在人工智能研究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全球60%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私人投资额达2490亿美元。
欧洲则被视为卓越的科技监管中心。世界上首部全面的人工智能法案及其最严格的数据保护制度《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均源自欧盟，这绝非巧合；欧洲委员会通过《人工智能框架公约》，这是首个确保人工智能维护人权的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这些趋势使硅谷和布鲁塞尔得以主导全球创新与监管议程，也使科技开发者格外急于争取它们的青睐。这也意味着，被视为“普适”“负责任”或“可信赖”的科技原则，源自全球北方的一个精英群体并为其服务，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充其量只被视为次要的。
第四，地区之间存在“能力不对称”，它影响着各地对技术的反应，并塑造了技术采用的轨迹。在某些地方，数字发展是社会演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另一些地方，它们代表的是一个过程： 直接跨越式采用一种毫无先例的先进产品或服务。跨越式发展虽令人振奋，但这一过程也会造成制度上的阻滞。
2016年一段时间里，泰国禁止了摩托车网约车服务，如Uber和Grab等，因担心缺乏规范它们的法律框架。同样，2021年6月，尼日利亚政府暂停了推特（Twitter），理由是担忧其在平台删除了穆罕默杜·布哈里总统的一条推文后，对社交媒体的监管能力有限。此次关停持续了七个月，扰乱了政治讨论和公民参与。它反映出一个典型的困境：科技能力薄弱的国家，如何在管理社交媒体平台的同时维护言论自由？
正如这四项挑战所表明的，“地方的力量”至今仍在决定科技生产与使用的各个方面。这种关系并不简单。出于对自主性的渴望，政府、企业和公民常常陷入一场三方角力，而其最大的牺牲品，正是曾被寄予厚望的网络空间的平等主义。
民主与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对大型科技公司及类似企业的不信任之种已经播下。它们集中的权力开始类似于过往时代的大型工业垄断，但它们规模庞大、主导性强、结构复杂且变化迅速，以致政府难以采用许多曾经用于应对反竞争行为的传统解决方案。
世界经济论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正在做些什么？
前沿技术与创新中心汇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共同理解新兴技术及其现实影响。
通过促进合作与试验，该中心帮助合作伙伴将研究中的创新转化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实际应用。
创新的步伐远远超过监管变革，云社会和其他群体正努力应对数字化转型、真相受到扰乱、文化紧张关系以及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然而，一场“技术反噬”正逐渐浮现。峰值之后便是崩溃，在本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我们如何重启当下，以确保未来不重蹈过去的覆辙？
